对话者 杜书瀛 何西来 刘心武 邵燕祥 钱竞 白烨 主持者 何西来 时间 1995年7月15日 地点 北戴河石油管理局培训中心 古典人文精神不可简单移用，它与“重农抑商”产生于同一个社会背景下 何西来（以下简称“何”）：在建构新的人文精神时，不能简单化地一味求新，也不能完全抛弃过去的文化精神。我们要有所区分。 有一次，我们去新疆讲学，遇到这样一件事。一位青年教师提出，你们讲的人道主义、人文精神古已有之，孔子讲泛爱众，那不是人道主义吗？还用讲什么文艺复兴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我当时说，你忽略了二者的区别，也就是说，你讲的是古典的人道主义、人文精神，不是现代意义的人道主义、人文精神。孔子讲“泛爱众而亲仁”，但他在对仁进行解释时还讲过“君子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的话。君子小人之辨，等级之辨，在他老人家那里是极其严格的。“泛爱众”并不是现代与自由、平等联系在一起的博爱，它包含着严格的等级划分。如果用现代观点看，等级观就是非人文精神的。这位年轻教师的差错就在于忽略了中国古典人文精神和现代人文精神的本质不同。 杜书瀛（以下简称“杜”）：这一区分的确非常重要。 何：在长期的中国封建社会里，重农思想影响很大。以农为本，以工商为末。“重本抑末”，即使在一些著名的古代开明思想家那里，也不例外。北京有先农坛祭祀先农、太岁诸神祈祷丰收，却没有先商坛祭财神，祈祷发财。这都说明了中国强劲的重农抑商的传统。这种传统的非现代化观念，在毛泽东时代仍有反映。在封建时代，如果“本末倒置”，就乱了祖宗的成法。可见中国古典的人文精神不是商品经济中发展起来的，也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所以，如果今天要借用这些概念，首先需要对其基础，对其在原有理论体系内的位置进行清理，然后再考虑借用。我们应该看到，我们的社会经济至今不够发展，就是封建主义传统阻滞的结果。遗憾的是，连反封建主义也不让说了，还给扣“反封建是借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真是荒唐至极。 刘心武（以下简称刘）：这说明，尽管王晓明等人提出人文精神的问题很有意思，但他们的心理动机，所使用的符码，全都错位了。 钱竞（以下简称“钱”）：他们基本上表现出一种排斥现实的心态。 何：是的。他们的基本问题，就是对市场经济不认同，但却错误地起用了人文精神的符码。 白烨（以下简称“白”）：或者说由一个失察的判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邵燕祥（以下简称“邵”）：论述问题又由人文精神退到了文人精神。 何：文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种士大夫精神。现在叫“文人”不好。“文人”是一种旧称，“五四”以后有一种新的称呼，叫“文化人”，比较妥贴。 刘：所以他们讲文人精神，似乎有一种要和现代化对立的调子。 何：张承志从那篇《以笔为旗》开始，他就从历史上寻找可与他共鸣的东西，但他所找到的人文精神，恰好是文人精神。上海的朋友也把人文精神发挥成了文人精神。问题是，文人精神或士大夫精神的立足点，根本错了，不认同现在的市场经济。我所以不很同意他们的观点，理由即在于此。尽管在审美方面，我非常欣赏张承志作品的气象、气势。 刘：症结就在这里。可能是他们面对书瀛所说的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产生焦虑，他们以此表达焦虑。奇怪的是，他们选择人文精神这个符码来说明他们自己的失落，叫人文精神的失落。 我不搞理论，经验层面的东西多。我认为，人文精神，很简单地讲，就是从外面引进来的一个概念，不是我们民族自己固有的。即使说在古书上可以找到这四个字，也不会是我们现代中国人说的这些个意思。从符码到内涵，人文精神都是引进的。 我注意到，在作为公认的西方最早的人文精神代表作，也就是迦丘的《十日谈》里，恰可以找到与现在中国人文精神失落论者所诉求的相反的东西。他们所要的，书中不但全没有，而且全“拧”着来。比如，他们要崇高，《十日谈》绝对嘲笑崇高，比王朔还要痞。在《十日谈》中，没有一个僧侣是“好”东西，讲捉奸的故事，不光是捉奸捉双，而且可以捉到僧侣和好几个女人寻欢作乐。还有讲修女做乐的故事。诸如此类，作品用这种故事攻击封建神权，反神权、反神权秩序，连修女也揭露抨击，对神职人员佛头着粪，对本应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神职人员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显示出了新生俗世力量的自信和世俗化的倾向。书中写了一些卑俗的市民，却把他们表现得身体健康、心情欢快。在《十日谈》中，还描述了许多贵族、贫民之间说不清的人物，到处经商、旅行，有许多旅行者的故事。作者对这些“堕落”僧侣充满同情，充满宽恕和理解，表现出反封建的人文精神。对旅行的商人也有肯定。所以，从这里来看，王晓明等人如果想从西方人文精神中汲取营养来对目前社会作出反应，那真是一个很大的错位。当然，希望人们崇高，重建理想，使社会、使大家变得更清洁起来，仍然是一个良好的愿望。因为现在的社会确实杂芜，也相当混乱。不过，人文精神的老祖宗却并不能给抵抗市场经济的“圣战”者提供合适的武器，因为，那些武器倒本是为市场经济，为俗世的快乐，为人欲，为财富开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