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975(2006)02—0005—07 延安文艺座谈会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件大事，从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角度看，它同时也是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关于这次会议，已有不少人写了或纪实、或记述、或回忆等众多史述性文章，其中很多人都谈到了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起因问题，但是这些人又都是将起因问题置放在文学运动史或文学思想史的视野中来言说的，真正从历史本真面貌的史的角度着眼来言说召开文艺座谈会的决策过程者却几乎没有；即使有也只是一种回忆叙述中的顺便提说，并没有将这个问题作为历史学科和文学史学科中的学术问题加以探究和讨论。然而，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决策过程毫无疑问的是真正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对这个问题的学术探讨无论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共党史、还是对20世纪中国文化史来说，都具有填补历史空白的绝对意义。 由于众多言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文章都是从座谈会前延安文艺界的不和谐变奏谈起的，为了考查辨析的清晰与方便，本文也从这里谈起。 延安文艺界的不和谐变奏，并不是在1942年春天突然出现的，它是延安文艺运动自然演进的结果，如《轻骑队》的创办、批评延安社会现象的杂文、嘲讽工农干部文化水平低的文艺创作等，均在1941年就已大量出现了。其所以在1942年春天很快促成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主要原因在于这种不和谐的变奏在向高潮演进过程中被一部分较高级别的政治家们所敏感到了。雷加回忆说：“墙报最初并不厉害，人们看了也就那么回事。后来其所以被人们说得越来越厉害，如《‘三八’节有感》、《野百合花》等，都是因为毛泽东的点名批评所致。”① 这里，雷加虽然谈到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的一个关键性史实，但在毛泽东看来，真正从政治上察觉文艺界偏向的则是贺龙和王震。 据《贺龙年谱》记载：1942年3月初，贺龙“与林彪、张平化离开晋西北赴延安。”又：“3月，因感情不合，与蹇先任离婚。”[1] (P346-347)而三月份正是延安文艺界奏出不和谐最强音的时候，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上、下)均在三月份发表，中央研究院《矢与的》墙报的出版与轰动也在3月份。据胡乔木回忆说：“有一次毛主席召集《解放日报》的人开会，谈改版问题(据查，这次会议应是3月31日毛泽东同秦邦宪召集的讨论《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批评《解放日报》对党中央的主张、活动反映太少。在这个会上，贺龙、王震同志都批评了《“三八”节有感》，批评得很是尖锐。贺龙说：丁玲，你是我的老乡呵，你怎么写出这样的文章？跳舞有什么妨碍？值得这样挖苦？话说得比较重。当时我感到问题提得太重了，便跟毛主席说：‘关于文艺上的问题，是不是另外找机会讨论？’第二天，毛主席批评我：‘你昨天讲的话很不对，贺龙、王震他们是政治家，他们一眼就看出问题，你就看不出来。’”[2] (P55-56)丁玲回忆说，贺龙在4月初的一次高级干部学习会上说：“我们在前方打仗，后方却有人在骂我们的总司令……”[3] 这里，丁玲显然没有把话说完，但我们从何其芳的回忆中则可领略相关批评的更完整表述，他说：“当时我在延安，还听说过，贺龙同志还直接对写过‘暴露黑暗’的作品的人说：‘我们在晋西北，是这样对军队讲的：你们在这里，有很重要的任务：就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延安。’你们有些人却说延安有黑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就要‘班师回朝’了！”[4] 此外，王震对《矢与的》墙报的批评也突出反映了政治家们对文艺偏向的敏感。王震当时与中央研究院副院长范文澜关系较密切。当以王实味的文章为主要内容的《矢与的》墙报在延安引起强烈反响的时候，范文澜便约请王震也来看看墙报，王震看后，当即就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说：“前方的同志为党为全国人民流血牺牲，你们在后方吃饱饭骂党！”[5] (P108)范文澜听后，“感慨不已”地对人说：“大学教授们熟视无睹的地方，王震同志一眼就看透了，真了不起！”[6] (P184)而王震则对《矢与的》墙报并未罢手，他当晚就向毛泽东作了汇报。而毛泽东则听完汇报之后，当即便打上灯笼亲自去看了《矢与的》墙报，看后说：“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这也是有的放矢嘛！”[7] (P373-374) 基于贺龙、王震等人对文艺界如此强烈的不满，4月2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按：《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方法”的会议上，康生、王稼祥、博古等人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文艺界的问题。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开展自我批评”，“态度一定要好”，“不要暗箭，不要冷嘲，热骂还好”，“应该是采取积极的态度”，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决定：在《解放日报》上设批评与建议栏，用严正态度开展正确的批评，纠正无的放矢与无原则的攻击毁谤的态度”。[7] (P372-373)“康生说现在反三风，不好的形式有三种，一是王实味、丁玲的形式，一是《轻骑队》的形式，一是中央研究院及西北局的墙报(《矢与的》与《西北风》)形式。王稼祥认为报纸的批评比墙报态度严肃些，而文艺版(指《解放日报》文艺版)描写老干部坏(如婚姻问题)，前方同志不满。”“博古表示，文艺版现在的文章，没有看到英勇抗战，写边区不好，对技术工作散布不好的影响，描写所谓人性，鼓动人们不安心工作，现在要解决文艺工作到哪里去的问题。”[8] (P224-228)即此我们知道，延安文艺界问题于1942年4月2日被正式提上了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 但是毛泽东决定以召开座谈会的方式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似乎更主要地来自文艺家们的提议。具体为毛泽东提供过思路的有萧军、李又然、艾青等。 萧军与毛泽东的交往和思想交流是比较早的。从1941年8月到1942年5月，毛泽东总共给萧军写了10封亲笔信，多次与萧军进行书面思想交流，同时还约请萧军当面进行思想交流的。无论是哪一种交流，都与文艺问题有关。其中与毛泽东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有着直接关系的交流，可以列出下列几次：第一次，“1941年7月下旬萧军想离开延安回重庆去，特意到毛主席那里去辞行”，毛泽东以坦诚的态度挽留住萧军后，“萧军问毛主席：‘党有没有文艺政策’？”毛泽东回答说：“哪有什么文艺政策，现在忙着打仗，种小米，还顾不上！”萧军建议说：“党应当制定一个文艺政策，使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有所遵循有所依据，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加强团结，有利于革命文艺工作正确发展。”毛泽东说：“你这个建议很好，你别走了，帮我收集一下文艺界各方面的意见和情况。”萧军“回去后立刻把手里现有的一些材料陆续给了毛主席”。[9] 第二次，因周扬的《文学与生活漫谈》一文引发了文抗作家萧军、艾青、罗烽、舒群、白朗等人的不同意见，1941年8月12日毛泽东为了解具体情况，约请上述作家及萧军夫人王德芬、艾青夫人韦荧一起在毛泽东自己的窑洞里谈了一次话。“从那以后毛主席、陈云、凯丰和中央组织部干部科科长王鹤寿同志等又分别找了延安文艺界许多同志谈了话，征求了意见，了解了许多存在的问题，掌握了第一手材料，准备召开一次文艺座谈会。”[9] 第三次，1942年4月4日，毛泽东致信萧军说：“萧军同志：来信及附件收读，并转给几个同志看去了，感谢你的好意。此复。”王德芬解释这封信的缘由说：“萧军受了毛主席的委托，陆续将收集到的文艺界资料给毛主席寄去，也常到毛主席那里去面谈”，故毛泽东向萧军回复了这封有具体所指的信。[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