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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理论”可以理解为经过美国包装后法国各派先锋理论的总和。今天它在本土所遭遇的反思命运，也还是带着当年“美国化”的印迹，包括《法国理论》等法国学者的相关著作，被译成英文后又反馈法国，进一步促成了未必是强弩之末的“理论”话语。反思中的一个共识是理论不宜反客为主，不能替代文本和作品分析，当然后者已不复拘泥于从泰纳到朗松的文学史视野。甚至，“法国理论”被认为是批判有余，人文维度终有缺失，所以福柯、德里达这些批判大师的著作，至今还没有走进法国课堂，成为文本分析的对象。但反思中的另一个声音同样值得注意：理论是谦卑的，因为它说到底是要给人性的弱点做出解释。由此给予我们的启示，应是今天来谈“法国理论”，并不是怀旧哪个业已分崩离析的黄金时代。脱离具体语境的新术语泛滥诚然不足称道，然用平和的心态来看待“理论”，如今或正当其时。
ais，而是美国出产的英语French theory。当年“法国理论”假道美国，走向了全球化，以至于断言后现代的原生态理论，以及它的几乎所有灵感，都是来源于法国理论，当不是夸张。“法国理论”就像巴黎的时尚，永远在引领世界潮流，但是今天怎么来看待它？进入新世纪以来，回顾这一段历程，有关文献从西尔维尔·洛特林格和桑德·科恩于2001年出版的《法国理论在美国》①算起，随后相继面世的相关著述不计其数。②有意思的是，在理论的本土法国，回过头来看这一段历史，其中显示出来的学术热情，同样是难分难解地纠缠在它的这一美国化的历史之中。或者更确切地说，“法国理论”的定义，莫若说就是在过去半个世纪里，经过美国包装之后的各门各派法国新潮理论的总和。所以不奇怪，今日巴黎学人言及文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也还是从大洋彼岸的美国回馈过来的“法国理论”。 一个例子是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库塞于2003年所著《法国理论：福柯、德里达、德勒兹公司怎样改造了美国的知识生活》，这本书于2008年被译成英文。就像法国的新潮理论总是墙里开花墙外先香，必假道美国的经济和文化全球化，向世界每一个角落传播一样，这本《法国理论》也借此译本传回法国本土，成为巴黎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序言的副标题，就是“索卡尔效应”。作者开篇就说，在美国，20世纪的最后三十年，有几个法国思想家气场之好，历史上只有美国神话里的英雄和娱乐业的名流可以望其项背。更具体地说，这些在他们本土多遭冷遇的思想家，大体可以和好莱坞的西部英雄们一较高低。如德里达好比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是孤独的开拓者和征服者，说话云里雾里，可是具有不容争辩的权威性；波德利亚有似格里高利·帕克，有种波西米亚的黑色野性，总是神出鬼没地亮相在你眼前；拉康呢，则是反复无常的罗伯特·米彻姆，充满杀机，又能出奇不意地引出反讽来。 关于所谓的“索卡尔效应”，当时引起的轰动应是记忆犹新。1996年索卡尔先是在《社会文本》上发表文章《超越边界：走向一种量子力学重力理论的变形阐释学》，引经据典，论证量子力学的新近发展，雄辩地证明了后现代哲学的离经叛道果然所言不虚。科学与人文关系向来不睦，有这等高见居然出自索卡尔这样一位纽约大学的量子物理学教授，《社会文本》这家后现代名刊自是喜出望外。可是不料想一转眼之间，索卡尔又在《纽约时报》上刊载声明，说他纯然是跟反科学的后现代思潮开了一个玩笑。也许索卡尔本意就是玩笑？可是这个玩笑开大了，一夜之间，纽约各家媒体围绕“法国理论”展开热烈讨论。是否索卡尔完全正确，“法国理论”纯粹就是胡说八道？抑或索卡尔事件压根就是一个阴谋，是在精心策划攻击法国文化？ 据库塞观之，就索卡尔事件在美国的影响来看，有两个方面耐人寻味：一是美国的大学对它反应寥寥，仿佛将这一论争记录下来交付出版，是掉了身价。其中只有斯坦利·费希这位著名的批评家是个例外，他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认为科学法则无异于棒球规则。二是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和报刊阵地仇视后现代主义，他们提醒读者别忘了索卡尔的光荣家世：他在尼加拉瓜教授数学，而且是推行强硬社会主义的桑定主义国家解放阵线(Sandinista)的忠实拥护者。他们坚决拒绝文化研究和解构主义的大祭师们称其为“左派”，认为那是“右派”送给他们的帽子。库塞这样描述了索卡尔事件的影响： 从巴西到意大利，从日本到《世界报》的专栏，全球的出版界很快就开始回应这场闹剧。大多数时候是谴责索卡尔的“科学主义”，同时也批评学院派们太热衷于营造自己的小山头，除了法国以外，每一个热心后现代的国家，都有诸如此类的山头，各自进口了些被美国化了的文化研究或“建构主义”。③ 看来，索卡尔事件委实让法国人大吃一惊，他们实在没有想到法国文化居然会如此深深渗透到美国知识生活的肌理之中。其中一个显著结果便是美国精神生活的两极分化，诸如“人文主义”对“怀疑主义”、“保守主义”对“文化多元主义”等，可是这一切并没有在理论的源头法国同步发生。由此观之，美国学界对“法国理论”的接受或者说“挪用”，是否多少也有断章取义、削足适履的嫌疑？ 索卡尔事件有一个原型，确切地说，它的前身是C.P.斯诺的两种文化论。C.P.斯诺生于1905年，卒于1980年，是英国的物理学家，可是同时他也是一个地道的小说家，尤其以描写知识分子的《陌生人与亲兄弟》系列小说而著名。C.P.斯诺于1959年5月7日发表著名讲演《两种文化》，影响迄今余波未消。斯诺所说的两种文化是科学和人文，它们可以相互沟通吗？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科学需要人文，人文也需要科学。可是C.P.斯诺认为这两种文化之间存在沟壑，比如科学家大多没有读过狄更斯，反过来艺术家大多对科学也是一窍不通。说实话，斯诺对“两种文化”的描述已经是够乐观的了。我们的人文总是殚精竭虑地在标榜科学，反之科学对人文除非好奇和消遣，基本上是不屑一顾。C.P.斯诺抱怨英国教育自维多利亚时代以来，是过于偏重人文、忽视科学，认为德国和美国的教育做到了人文和科学并重，其良好的科学教育，使这两个国家在当今的科学时代更具有竞争力，可见斯诺也在责怪自己的国家轻慢了科学。我们今天怎么来看C.P.斯诺所说的“两种文化”？特别是在后来围绕这个命题而起的纷争中，多被忽略的教育和社会体制的差异？今天科学已经成为舍我其谁的无冕之王，早已不屑于同人文来一争短长，这样来看“索卡尔事件”，它难道不是当事人先辈“两种文化”的后现代翻版？要之，这个“两种文化”的模式一版再版，又是说明了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