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在西方艺术生产理论的思想谱系中，本雅明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不过，如果仅仅将其作为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艺术生产问题的某种延展性说明，则不仅严重误读了本雅明展开这一问题的完整学术语境，而且过于简化了其理论表述中的复杂性和内在价值。尤其是立足于视觉文化研究这一特定视域，我们应该特别注意到本雅明艺术生产理论中有关“视觉”生产的真知灼见。确切地说，重读本雅明，将为我们审视当代视觉文化提供某种特定的理论视角以及独到的理论资源。这其中，技术与艺术生产、光晕与震惊效果、膜拜与展示价值、艺术与政治功能等早已为我们熟知的概念和问题，仍是需要逐一考察的对象，因为它们既是揭示本雅明艺术生产论内在逻辑、功能指向的关键所在，同时也是理解视觉因素在其中所扮演角色的关键所在。更进一步来看，所有这些问题，又都可以在西方社会从传统到现代再到后现代的转型语境中，为我们理解社会文化的视觉转向提供特定维度的理论支持。本雅明思想中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意味及其在中国当代文化发展中的理论效应，亦可在此重读过程中得到某种程度的审慎反思。 艺术生产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艺术研究领域留给后人的重要理论遗产，敦促我们应将艺术“作为一种社会生产形式”加以把握。但在具体的理论运用中，我们往往又会在非常不同的层面展开：(1)将原有的艺术创作诸问题所关涉的术语进行艺术生产论的置换，借此展开“新瓶装旧酒”式的研究；(2)在与物质生产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将艺术生产论作为一个具有普泛意义的超级理论，考察所有历史时期的一切艺术现象；(3)在一个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尤其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成期，对艺术活动的生产性因素进行系统研究。这其中，最具理论启发性的无疑是最后一个层面。因为只有在一个语境化的过程中，艺术生产论的生成逻辑、研究路径以及理论效应才能得到更明确的说明。确切地说，艺术生产论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现代性的产物，是艺术活动过往研究路径的现代转换。从本雅明对这一理论的创造性运用中，我们可以深刻地理解：对艺术活动进行生产性因素的系统研究，是对特定时代社会生活的具体理论回应，它包含了一个因社会更迭而导致的理论范式的转换过程。而且，至少在本雅明那里，“视觉”问题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般而言，我们都会注意到本雅明艺术生产论在技术运用方面的特殊理论贡献。在《作为生产者的作家》、《可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讲故事的人》等重要篇章中，技术如何在艺术活动的现代演进过程中扮演关键性角色，始终是本雅明力图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而我们从中获得的最具启发性的观念在于：艺术的生产性特征通过生产技术的更新换代得以显现，其背后则隐藏着时代生活对艺术的特定要求和期待。视觉问题也正是在此观念之下逐渐成为本雅明艺术生产论中的一个并不显见却极具价值的重要理论问题。具体来看，通过将艺术生产论的核心问题置换为“作品在生产关系中处于何种地位”，本雅明直接以作品所依托的技术手段作为重点考察对象。如他所言，技术是这样一个概念，它使得作品能够为直接的社会分析所把握。通过它，不仅作品内容和形式的毫无意义的对立是可以克服的，而且它本身就体现了作品的政治倾向性。就艺术品而言，作品的倾向性就存在于其技术的进步或倒退之中；就艺术家而言，技术的进步也是其政治进步的基础①。技术由此成为本雅明把握现代性进程中各种复杂艺术问题的切入点，也成为本雅明艺术生产论得以展开的内在逻辑起点。就本文的议题而言，围绕这一逻辑起点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 首先，立足于具体时代语境，对艺术活动中的技术因素进行历时性考察，是理解本雅明艺术生产论的基础性工作。正如本雅明自己所强调的那样，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人类的感知方式是伴随其整个生活方式的变化而变化的②。技术因素在他那里的决定性作用，只有在社会生活的整体变迁背景中才能被准确理解。在《讲故事的人》一文中，本雅明对故事(史诗)衰微的分析可以看作一个开端。如其所言，小说的兴起作为讲故事走向衰微的先兆，包含着这样一些必要的因素：小说的广泛传播依赖于印刷技术的发明和推广，依赖于处于上升期的中产阶级的鼎力支持；当然，也依赖于它区别于其他文体的叙述方式。那些构成史诗财富的口口相传的东西，那些由讲故事的人积淀起来的亲历或道听途说的经验，都在小说那里变得毫无意义③。最终，用本雅明在《小说的危机》一文中的话说，“正是小说阅读的泛滥彻底地杀死了讲故事的传统”④。但是，伴随着出版业的高速发展和中产阶级的不断扩张，一种新的交流方式开始出现并给小说带来危机。这就是依托现代出版业而恣意传播的所谓“消息”，与“保持并凝聚其活力，时过境迁仍能发挥其潜力”的故事相比，“消息的价值昙花一现便荡然无存。它只在那一瞬间存活，必须完全依附于、不失时机地向那一瞬间表白自己”⑤。 在这里，本雅明事实上已经将视线从文学转向更复杂的文化现象。这种转向所蕴藏的视觉因素，则在他关于可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的精彩阐释中得到充分展现。从传统绘画到现代造型艺术、从摄影术再到电影，本雅明不厌其烦地向我们说明，由于机械复制技术在艺术领域的蔓延，关于艺术的一切都在发生根本性变化。电影的兴起，不仅意味着小说的衰落，而且意味着现代与传统必将以一种更激进的方式走向决裂。用本雅明的话说，“复制技术使被复制品脱离了传统范围”⑥。更重要的是，这一技术主要是以视觉方式呈现的：不仅是视觉艺术对其他艺术形式的胜利，而且是新的视觉表征对传统视觉艺术的胜利。说它是一种胜利，在于它代表着新的社会生活赋予艺术的新的时代要求。诚如本雅明所言：我们通过摄影机得以了解视觉无意识，就如同我们通过精神分析了解到本能无意识一样⑦。在根本上说，它意味着——参照桑塔格在《论摄影》中的表述—新的视觉表征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觉模式，它同时也在改变和扩大我们既有的观念，提醒我们值得看什么、有权看什么。它为我们提供了一套“看”的“语法”，更提供了一套“看”的伦理⑧。沿着这条线索，我们不难看出一条藉由技术更迭所勾勒出的现代艺术演进之路。在这条道路上，视觉因素开始在超乎传统视觉艺术的意义上，为我们提供了感知并把握这个世界的新的精神生产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