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学和美学在中国的传统与发展（专题讨论）

      ［中图分类号］I01;B83-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7)05-0096-11

      

      《学术月刊》2006年11月号发表了王建疆的《反思全球化背景下的“传统”和“话语霸权”》一文。其中谈到的从顺接和逆接两个方面来看中国美学和文艺学传统，从文化基因的高度来看中国当代文艺学、美学的发展战略等，都颇有新意。新世纪以来，我一直呼吁中国文艺学、美学要“走自己的路”①；从2004年底起，我在主持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时，对新时期以来我国文艺学的发展状况作了比较全面的调研②，在此基础上就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艺学、美学的现状和问题，如现代传统、现代性、文论和美学建设等发表了数篇文章，其中对有关中国当代文艺学患了“失语症”和“全盘西化”等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看了建疆这篇文章，我觉得意犹未尽，再谈点自己的看法。

       一、怎样评估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艺学所走过的路？

      从20世纪末到目前，有两个说法值得重视：一个是“失语症”论，一个是“全盘西化”论。这两个观点之间也有密切联系，正因为认为当代文艺学是“全盘西化”了，才会推断其患了“失语症”。对此我已发表过文章对它们提出不同看法，这里再稍作补充。

      先看全盘西化论。这种观点认为，“文革”以后我国文艺理论界出现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现代性西学东渐，人们争先恐后、毫无保留地学习、引进并运用西方现代文论话语体系，从而导致“文论失语症”；不仅如此，这种情况贯穿于20世纪中国追求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所以，百年中国文论的发展历程总体上是“全盘西化”的过程③。

      对这种全盘西化论我持完全相反的看法。我认为，20世纪中国文论，绝不是全盘西化的过程，而是既不同于古代传统文论、又不同于西方文论的现代文论新传统的建构、生成过程。这个新传统离不开20世纪整个中国革命和现代化进程这一大的系统工程，是这一系统工程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不能离开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来孤立地看待中国现代文论的现代性诉求及其历史建构，不应该将之从这个大系统中割裂出来。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相结合的实践过程，而不是全盘西化过程。作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意识形态和学科建设有机组成部分的中国现代文论，其构建过程与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基本方向上是一致的，因而不可能是全盘西化的过程。中国的现代文论在生成过程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同时又不断学习、借鉴西方文论的经验和理论内容，并在大的政治气候和时代背景下，关心中国现当代的文学问题，从而形成了不同于西方文论的新传统。在此，是不是全盘西化，关键要看是否立足于本国的实际，是否为了解决本国的现实问题，而不在于是否学习和借鉴了西方。而全盘西化论者却恰恰是在这里将两个不同的问题混为一谈了。

      另外，全盘西化论者把中国现代文论新传统的建构历程说成是“毫无保留地学习、引进并运用西方现代文论话语体系”过程，是缺乏事实根据的。百年中国文论的演进历史充分证明，我们借鉴、运用西方现代文论，从来都是从我们现有的期待视野出发有选择地进行的。梁启超提倡小说革命就是针对中国古代文论传统中小说地位不高，而现实生活中小说在唤醒民众方面又具有超出其他文学体裁的优越性这一现实才提出的。“五四”时期提倡白话文的主张，就既是文化革命的策略，也是现代文论的主张，都立足于现实中国的现实问题。至于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突破“人性论”的禁区、“文学是人学”主张的重新确立，一直到用“审美意识形态”来概括文艺的本质特征，鼓吹文学重振人文精神、体现人文关怀等等，更是直接针对现实的文学现象。这种建立在始终直面中国文学、文化现实问题的现当代文论传统，虽然不断有对西方的学习、借鉴，却很难说它不是中国的而是西方的。全盘西化论不顾事实的说法是很难叫人接受的。

      再说“失语症”论。其倡导者认为中国现当代文论没有自己的理论、没有自己的文论话语和特有的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学术规则，是谓“失语”。

      在我看来，虽然失语症论者意在反对西方中心论，要为中华民族文论在整个世界文论格局中争取一席之地，其用心无疑是好的。但实际上它仍然没有跳出以西方话语的习惯视野来看待、衡量当代中国文论的怪圈；没有区分我们所面对的新、旧两个文论传统，特别是漠视百年来、尤其是“五四”以来中国文论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引下，在与西方文论的对话、交流、碰撞、冲突和逐步交融中，已经形成、并在继续发展的具有现代性的中国文论新传统。虽然从世界文论的大格局以及中国当代文论的创新和突破的要求来看，还远远不够，但这个新传统并非没有自己的话语。这个新传统究竟是什么，需要认真地梳理和总结。但粗疏地看，至少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第一，强调文艺的他律性和主张文艺的自律性这两种文论思想同时生成、发展，时而互相冲突、时而互相补充、时而互相融合，此起彼伏、此消彼长，形成了富有活力和张力的现代文论新传统：前者与古代文论中“文以载道”传统相呼应，形成了关心政治、关心现实、服务现实的传统，而现代文论一旦与现实相结合，就出现了广阔的阐释空间和自己的话语系统。从梁启超的小说革命主张开始，到文学研究会主张文学为人生，再到毛泽东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直至今日我国文艺的“二为”方针，是一种纯粹的中国现当代文论话语体系，是不可能从欧美找到的特殊表述，具有充分的民族性和现代性特征，又非常强势，这个传统成为现当代中国文论的主调，何来失语？而后者虽然不在主流位置，却仍然不可忽视：从王国维提出“文学游戏”说和美的价值在美自身的观点，到鲁迅、周作人强调文学须用艺术和审美方式表现人生，到前期创造社“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再到朱光潜、宗白华、钱锺书等人对文学审美特性的重视等等，这个同样具有现代性和中国特色的文论支脉，也构成了现代文论传统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虽然有的学者将这一支脉也归入“以西释中”乃至“以西代中”的“全盘西化”的范围，但与事实大不相符。第二，这是一个不断反省自身的传统。从“五四”时期文学社团或文学流派关于文学为人生，还是为艺术，还是为创造、为革命的争论，到胡适、鲁迅对中国古代文艺的整理与批判，再到新时期文论对建国后十七年文论的反思和清算，直到20世纪80年代对单纯为政治服务文论的扬弃，90年代中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90年代末开始的对中国现代文论的传统性和现代性的争辩，已经形成了不断反省自身的传统。现代文论新传统就是在这种一次又一次地不断自我反省中建构和生成的。而且，这个新传统并没有完成，更没有结束，还是现代进行时，还在日新月异地发展着。当然，中国现代文论新传统还可以从大的范围，更深、更细的层面上进行归整，但仅就上面这两点就已经说明，中国不仅有古代文论传统，而且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现代传统。承认这个传统，所谓的失语症也就无从谈起；如果承认中国现代文论不断反省自身的传统，那么，提出失语症的人本身也就走在了这个新传统的大道上，他没有失语，也不可能失语，相反，失语症论者也在从另一个方面参与着中国现代文论传统话语的建构。当然，也不否认有极少数文论研究者数典忘祖、唯西方马首是瞻，但这毕竟是极少数，不能以偏概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