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如其人”是中国传统诗学里面对文学作品与作者之间关系的最基本看法，从解释学的角度看，这包含了一种很朴素的理解方式，即对作品的理解往往要诉诸对作者人格的理解。我们很容易指出，“文如其人”这一观点对作者与作品关系作了简单的直接联系，正如钱钟书论证了，在文学创作实践中，文与人相背离倒是文学史上习见的现象，而文如其人反而是显得不同寻常①。但是，钱钟书忽视了，在传统诗学中，文如其人是与虚静等工夫修养联系在一起的。“文如其人”其实包含着对作者主体修养的要求。因此，如果不联系中国传统的工夫论，“文如其人”所包含的解释学内涵就难以得到恰切的理解。 拙文《解释学的限度与重建中国解释学——以徐复观为例》②曾指出，中国的解释学是以人格为基础的解释学，人格解释学能够超越西方哲学解释学的解释学循环，走出解释学的冲突。本文在前文的基础上，论证人格解释学的核心在于工夫修养论，通过修养体验真正地理解经典的内涵③，从而突破自身理解的局限，实现解释学的突破。 一 西方文论关于艺术创作是一种无意识的看法深刻地影响了解释学，可以说，关于艺术创作的主体性问题是解释学的一个关键所在，中西方关于艺术创作是否是自觉的差异导致中西解释学的不同。 自柏拉图开始就认为艺术家的创作是无意识的产物，艺术家的创作来自迷狂和神启，艺术家本人并不知道自己创作的真正意义，因而解释变得必要。这一观点，在浪漫主义的诗学里面得到了发扬，在浪漫主义的天才艺术观念里面，艺术并不是艺术家主体有意识的创造结果，作者只不过是作品的通道，因此，作家的作品有待读者来解释，这直接促使解释学思想成为浪漫主义文论中一个必要的补充，也促使了解释学的诞生。施莱尔马赫从浪漫主义诗学关于艺术来源自天才的无意识创作的思想中找到了自己的解释学理论基础。不过，他的关注点从浪漫主义美学重视艺术的创造来自天才的作者转移到了更富有自觉意识的鉴赏者，也就是说，不是作者而是解释者成为解释的核心。他认为，通过自觉地思考那些来自无意识创作的作品，解释者能够比作者更好地理解作品。对于施莱尔马赫来说，解释学是一种有法可循，被用来探索和阐明作者在写作活动中懵然不知的东西的艺术。理解也就意味着把作者意识不到的东西变成意识，在解释学中，作者和解释者之间的关系就要重新定位，解释者从而成为作品的合理代言人，作者对作品也就不具有权威性的解释。施莱尔马赫说：“这任务可以表述如下：‘与作者一样甚至比作者更好地理解其语言。’由于我们并不直接知道作者头脑中想的什么，我们必须努力意识到许多东西，而这些东西可能是作者本人并未意识到的，除非他也对他的作品进行思考并成为自己的读者。何况，在客观性方面，作者并不比我们有更多的资料。”④ 狄尔泰追随施莱尔马赫，认为解释的目的应该是“比作者理解他自己更好地理解作者”⑤。狄尔泰清楚地表明作为解释者：“体验表达所包含的东西比诗人或艺术家意识中存在的东西更多，从而也会呼唤出更多的东西。”⑥作者也就不再被认为是自己作品的权威解释者。因此，狄尔泰解释学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达到比作者更高的理解。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完成了解释学从方法论到本体论的转变，但是在评判解释者与作者之间的地位上，他比狄尔泰走得更远，他的哲学解释学让解释者的“前见”成为“合法的偏见”。 解释学中的这种观念无疑是由于他们相信康德所说的，理解一个哲学家胜过他对自己的理解是可能的。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说：“在我们把一个作者在日常谈话中或者著作中关于他的论题所表达的思想进行比较时，发现我们了解他甚于他了解自己，则并不是不常见的事，由于他没有充分确定他的概念，他有时所说的乃至所想的就会和他自己的本意相违。”⑦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从康德—浪漫主义的天才说美学角度解释了施莱尔马赫的观点，指出他把作者无意识的东西归之于作者的天才表达，天才与无意识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施莱尔马赫把解释学的任务规定为：比作者更好地理解文本，正像伽达默尔所说，这一宣言“包含了全部解释学问题”⑧。这就是说，诗人是不知道自己的意思是什么的无意识的创作者，其作品必须通过自觉的理解才得到完成。 如何才能把天才的无意识创作通过自觉的理解而得到解释呢？——这个问题的提出实际上就将文论关注的重点从创作转向解释。如伽达默尔所言：“语文诠释学的转向，即我们对某位作者的理解必须比作者本人理解来的更好，正如我所证明的，乃是起源于天才说美学，它本来乃是一种简单的启蒙运动理想的表述，即通过概念分析阐明混淆的观念。”⑨狄尔泰确立了解释学在人文科学中的一般方法论地位。他的解释学发展了一套达到对意义的客观理解的方法。因此，浪漫主义诗学中，解释学问题也顺理成章地成为美学的补充。因为德国的艺术哲学主要关注的是非自觉的天才，也就使得一般解释学的第一个系统理论从德国传统中产生出来。 正是基于作者是一种无意识的创作，作者对文本没有绝对的发言权，在这样的解释理论中，理解被看作是自觉的活动，而创作则被视为是不自觉的活动，通过自觉地思考作者未必思考过的许多东西，解释学完全能够达到比作者本人更高的认识水平。而这种看法隐含着这样的前提，解释者认为自己的见识高过以往时代的作者。但是，这种对过去采取居高临下的理解态度的做法足以消解任何对古代伟大作品内在精神的追求，妨碍我们对古代经典做出符合原意的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