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由法国兴起的抵抗基础主义、本质主义、中心主义的解构主义哲学在全球化背景下迅速扩张为一种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后现代文化潮流。后现代艺术、传媒、教育、哲学、科学、政治、经济等衍生思潮应运而生，当代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开始响彻后现代的声音。同时，关于如何理解后现代的激烈争论也随之而来。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后现代究竟是一种不同于现代生活制度和内容的全新生活方式，还是不同于现代性理解范式的一种新的经验方式和思想范式。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指出，随着社会知识化、服务化和信息化的时代来临，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已经进入到后工业化社会，后现代已成为人们的主要生活方式和文化标志①。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等相关著作观点对此理论提供了有力支持。但更多的人则将后现代释读为在现代性参照下理解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状态的理论范式。利奥塔德认为，后现代是对现代的重写，重写现代的主旨在于消解现代性中反复被言说却不能证明其合理性的“人类解放”元叙事和“思辨同一性”元叙事的解释范式，从而对生活文本进行重新理解②。哈贝马斯同样视后现代为理解范式的调整而非生活内容的更改，坚持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设计，应当通过交往理性拯救发达资本主义危机，完成现代性的未竟事业③。如果认真考察当代生活，可以肯定地说，当代生活无论是生存方式还是文化状况都有了极大变化，但这些变化在制度层面、生活层面、经验层面还未在根本上、整体上超越现代性界域，因而后现代作为一种理解范式在当代文化场景中出场也许更具合理性。基于上述立场，笔者认为康德美学在后现代视域中与后现代美学具有深刻关联，这并不是说后现代美学通过对康德现代美学的批判而建造了自己的美学理论，而是要昭示作为现代美学原理缔造者的康德在其美学中所设计的现代性自身就蕴含了后现代美学基本理念的可能性，对后现代美学敞开其美学的基本原则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启示。 一、理性现代性的内在断裂 康德是公认的最伟大的现代性缔造者，但他所表达的现代性能对后现代文化有所启示则并不是思想界的共识。这一问题的实质在于对现代性的理解。现代性是对现代生活的一种描述和判断。现代生活由工业化生产消费普及、现代国家制度逐渐建立的社会进程与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文化进程相互协作、相互影响、相互渗透而共同形成，是一种既具有共同的方式和形态又充满矛盾对立的生活。因而，对现代生活进行描述和判断的现代性也就有了不同的解读。哈贝马斯将现代性理解为从公元5世纪末希腊罗马古典世界覆灭、基督教世界到来后不断向当代展开的现代社会生活的文化性质，因而他说的现代的社会生活历时千年，其文化性质也是多变的、复杂的、至今尚未完成的。不过哈贝马斯指出现代性有一点是清晰稳定的：它不再是传统的模仿，它自我复制、自我创造并形成只属于现代性自身的规范，从而与传统彻底断裂④。沃勒斯坦的“所知世界终结论”、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也都将现代性视为文化的断裂。与哈贝马斯等人不同，鲍曼则认为现代性是一种用普遍性解说世界的理解范式。在他看来，现代性是由18世纪启蒙思想家们开始的一种文化设计，即通过知识建造谋求人类的自由解放，将日常生活从神话、宗教中划分出来，使人们的世俗生存获得合法性与合理性的规划。这种现代性可概括为理性现代性⑤。在鲍曼的视域中，康德就是一位理性现代性的主要设计者。在《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中，康德将启蒙概括为“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⑥，在启蒙语境中，理智就是理性普遍性。康德正是运用理性普遍性为西方文化建立起庞大的以认知理性为主题的认识论元叙事话语和以信仰理性为主题的本体论元叙事话语。 知识是本于经验还是本于观念是18世纪启蒙哲学认识论最重大的内部争论，为解决这一难题，康德创立了“先天综合判断”认识论原理。该原理认为，认识既不是德国唯理主义者所讲的某种先验观念，也不是英国经验主义哲学所说的后天经验，认识应该是先验观念和后天经验的统一。先验观念为认识提供了认识的普遍形式，后天经验则为认识提供可证明的具体内容，具体内容经普遍形式建构才是认识的真实状况，认识就其本质而言是主体对客体的一种知性化、程序化的理解，这种理解既体现了主体的认知能力又真实地反映着客体的本来面目，成为存在与意识的统一。所以，认识与其说是感知世界，不如说是解说世界，认识是知识⑦。康德在评价自己的认识论原理时称这是“哥白尼式革命”，而当代后现代思想家罗蒂则对康德将认识确认为知识、整个现代哲学认识论甚至将认识即知识视为传统充满忧虑⑧。的确，在启蒙思想中有三个核心理念无法按照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原理构建为知识，它们是关于一切物质现象的理念叫“世界”，关于一切精神和心理现象的理念叫“心灵”，关于世界和心灵统一的理念叫“上帝”。在康德看来，世界、心灵、上帝只能被信仰、思想而不能被感知和经验，一旦对世界、心灵、上帝认识，就使认识失去知性的普遍性和感性的客观性，存在与意识丧失同一性而出现认识的二律背反，认识不再是知识⑨。所以，康德一再声称他写《纯粹理性批判》就是要警告世人“永远不要冒险凭借思辨理性去超越经验的界限”⑩。然而世界、心灵、上帝是启蒙的最重要内容，却不能够成为知识，这意味着认识是有限的，知识不能真正实现包括康德在内的所有启蒙思想家所希望的认识整个世界、解放所有人类的理想，因而，理性现代性诞生时就已蕴藏着深刻的危机。 正像哈贝马斯论述的那样，理性现代性的根基是理性(11)。启蒙的理性不同于古希腊罗马的理性，也不同于中世纪教会所宣称的理性。古希腊罗马的理性是个人智慧，具有强烈的批判性，却缺少公共性。中世纪教会宣称的理性是社会意识形态，具有普遍的公共性，却不具批判性。启蒙理性既是批判的，又是公共的，其根本立场在于坚信存在着普遍的理性。普遍的理性是客观的，它促使人类在认识世界过程中不断进步，最终实现自由完满的人道主义社会理想。但是，在康德的“先验综合判断”原理中认识是有限的，无法建立关于世界、心灵、上帝，即关于人性的知识。只有关于自然的知识而缺失关于人性的知识，理性无法在人的存在自身获得普遍的客观确证，也就无从推进人类的普遍进步，启蒙理性的批判性与公共性就在根本上被消解了。所以康德提出启蒙的实践理性，用以建立关于人性的知识，以期解救理性现代性的危机。康德将人性的知识建立在“人是理性的”这一命题上。在康德心中，理性才是人的真正本质，相对于可被感知、经验的自然现象而言，理性是人的本体。理性不可被感知、认识无法证明，是“视之为真的一种与思辨理性相比纯然主观的根据，毕竟对一种同样纯粹的、但却是实践的理性来说客观有效，由此凭借自由的概念使上帝和不死的理念获得了客观的实在性和权限，甚至获得了假定它们的主观必要性”(12)。基于对理性的这种设计，康德认为，就人性普遍性而言，作为人的本体的理性就是人生而具有的自由。自由显现在个人行为中便是以客观律令方式出现的道德实践，体现在国家行为中就是以和平宪法为原则的政治活动(13)。这样，康德建立了涉及伦理、政治、法律、历史、宗教等领域的庞大的关于人性的知识体系，其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建立关于人性的知识，实现人类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