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世界人文科学的一次最大的革新就是语言科学的突破：语言不再是单纯的载体，反之语言是意识、思维、心灵、情感、人格的形成者，语言并非人的驯服工具，语言是人类认知世界与自己的框架，语言包括逻辑，而不受逻辑的局限。语言之根在于无意识之中，语言在形成“可见的语言”之前是运动于无意识中的无数无形的踪迹（一种能）。语言并不听从于某个人的意志，语言是一个种族自诞生起自然的积累，其中有无数种族文化历史的踪迹（TRACE），它是这个种族的历史的地质层。只要语言不死，其记载的、沉淀的种族文化也不会死亡。 和上述的语言观念对照，我们今天普遍的语言观是在怎样的一种层面上呢？基本上我们的语言观仍停留在语言是工具，语言是逻辑的结构，语言是可以驯服于人的指示的。总之人是主人，语言是仆人。语言是外在的，为了表达主人的意旨而存在的身外工具。这些是属于早已被抛弃了的语言工具论，它愚蠢地阻拦我们开拓文学、历史的阐释、创作、解读的广阔的天地；并且进一步扭曲我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错误地掩盖了语言文字的多层次，语言的潜文本，语言的既呈现又掩盖的实质；阻拦人们从认识上心服地承认百家百花是无可动摇的多元认识论的现实，从而避免围绕着哪一家的解释真正掌握绝对真理，哪一朵花是花中之王的无谓的，进行了几千年的喋喋不休的争论。语言是不透明的，文本是多层的，世界是最大最多元的文本，宇宙是在不断地生成变化中，“绝对真理”只是一个永无法定格的人们的逻辑概念；凡此种种当代的认识，都与语言观的革新有关。我们今天应当不失时机地反思自己在上述各问题的立场，只有了解自己在这些问题的看法，才能在未来的世纪与世界真正进行平等的对话和交流。 （一）语言文字是文化的地质层 世界上各民族的语言都是其本民族的文化地质层，在无声地记载着这个民族的物质与精神的历史。因此爱自己的民族就必须爱自己的母语，异族的入侵和征服，往往在军事占领之外，第一个要做的事就是摧毁被征服者的母语，代之以征服者的语言。都德《最后的一课》的痛苦，与九一八后东北人民的必须学日语，都说明母语与民族存亡的息息相关。[（1）]反之汉语的强大使得蒙满两个民族在政治上占领了中原和当时的国疆后，却终因自己本族的母语所含孕的文化层次比汉语低而接纳汉语为国语。这也说明语言的威力及其与文化的不可分，中华五千多年的文化史所以至今仍依稀可识，其关键在于《说文》的作者能将未完全被秦始皇焚尽的、藏在壁中的古书与公元100年的古汉语相衔接，否则我们今天的文化史只能说有1900多年的文字记载。《说文》这中华民族第一部词典对于保存我们民族文化史的功绩真是难以估计的。改变了语言工具论的陈旧观念后，我们的汉语教育从小学到研究院的教学内容都会有一次惊人的变革，在中小学的语言教育中就会有浓厚的活的民族文化感情，热爱自己的民族的过去及其睿智在语言中的积淀。在大学与研究生的语言教育中就可以带动深入中华文化肌理的科研。今天的大学、研究院的汉语教学由于受语言工具论的阻碍，经常将文学，与语言文字割裂开对待，文学专业者以为一旦掌握了汉语的读写技巧就可以忘了语言，直达文学的内容；研究古汉语者又只将语言做为一种工具来学习研究，与其所表达的文史哲内容不发生任何内在的联系，外语系甚至认可语言属于理科，与人文学科无关。这种语言观特别妨碍对于中华及世界民族文化的深刻认知和感受。这种割裂语言与文化的教育倾向与当今世界的语言教育的趋向背道而驰，深深地影响了对本民族人文学科的深入探讨，也影响对于西方人文学科著作及文献的理解。在语言观的变革中人类经受了一次思维方式的大转变，正是中外这种思维方式的矛盾造成今天我们与西方世界文化交流与对话的障碍。 （二）汉语的文化函蕴 汉语是象形表意的文字，其特性与西方拼音文字迥然有别。在记载民族文化上，汉文字能直接传达文化的感性与知性内容。在记载与传达事物方面两种文字可对比如下： 汉文字（视觉）：形+状态+智→感性印象→对象 拼音文字（听觉）：字母符号→抽象概念→对象 拼音文字的组成部分是全抽象的符号字母，它们只能唤起接受者对于对象的抽象概念的记忆，而后联想到该事物的感性质地，所以通过拼音文字并不能直接达到对该物体的感性认识，而汉字的象形（形），指事（状态）和智（会意）不须通过抽象概念可直接传达对象的感性和智性质地。显然，拼音文字在传达与接受知识方面不如汉文字。限于篇幅下面只举几例说明： 男→田+力+在田里干力气活的（感性）→男人 NAN→男人的概念（抽象）→男人 仁→两个相亲（感性）仁爱 KIND→仁爱的概念（抽象）→相亲爱、慈爱、仁爱 有→手+月+以手取月（感性）→占有“TO HAVE→占有的概念（抽象）→占有，拥有。 从上面的例子看出汉字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幅抽象画，它比现实简单，纯过提炼，但仍保持现实对象的感性质地，与其所处的境况，及它与它物的关系。因此当汉字传递知识信息时，它所传达的并非一个抽象概念，如拼音文字那样。它所传达的是关于认知对象的感性，智性的全面信息。其优越性可想而知。 近代西方语言学家，哲学家对汉语的卓越性有深刻的认识的，至少有三人。他们是索绪尔（F.SAUSSVRE），范诺洛萨（E.FENOLLOSA）及德里达（J.DERRIDA）。索绪尔意识到他的语音学结构主义无法用于汉语这一表意文字。德里达指责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是以语音为中心，因为他无法摆脱西方形而上学的逻格思中心主义，也即相信神的声音，神的话是一切的中心这一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哲学体系。德里达这样指出索绪尔语言中心结构主义的局限，并同时这样赞扬汉语的优越性： “它们（汉语日语）在结构上主要是图像的，或代数的。因此我们可视为证明，说明有一种很有力的文化运动发展在逻格斯中心体系之外。它们的书写并不曾减弱语音使化为自己，而是将它吸收在一个系统之中”。[（2）]早于德里达写上述“论书写”一作半个多世纪，美国语言学家范诺洛萨在1908年就撰文《汉字作为诗歌的媒体》[（3）]专门进行汉语与拼音文字的比较，并且热情赞赏汉字的各种超过拼音文字的优点。他概括汉字的优点如下：（一）汉字充满动感，不像西方文字被语法、词类规则框死；（二）汉字的结构保持其与生活真实间的暗喻关系；（三）汉字排除拼音文字的枯燥的无生命的逻辑性，而是充满感性的信息，接近生活，接近自然。范氏的论点是纲领性的对汉字特性的分析。值得我们给补充发挥。安子介先生在他的非常富有创造性的《劈文切字集》中就从汉字的结构中描绘出“一幅初民生涯图”，充分地说明了汉字是中华文化的地质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