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进入90年代，“理想”与“崇高”日渐尴尬，并成为文坛中人执意嘲弄消解和颠覆的最大对象。因而，文学对人的尊重与关怀，对人的热情与抚慰在90年代的文学中迅速衰退。文学的精神之灵走向一种终结。中国众多的作家，不再倾诉文学的理想与崇高，不再言说文学的高贵与尊严。而且言说“理想”者，还遭受一些人的恶意攻击。因此，对人的不屑对苦难的冷漠，对商业对媚俗的热情，形成众作家写作的两极，成为作家自娱自救的成功模式。这导致了痞子文学闲适文学帮闲文学等的大规模泛滥。中国当代文学也就日益失去人文的精灵，变得没有良心和道德，而且成为这个时代精神价值巨大的破坏力量。 今天，讨论理想主义呼唤理想精神，一个最为急迫的意义在于追问作家文人的道德和良知——社会道德和艺术良知。这是一个令人悲哀令人辛酸的问题。当中国的理想主义者无法再撤退无法再忍受时，他们只能进行沉痛的呐喊。这种呐喊来自一种文学和文化的沉重的危机，来自他们神圣的责任感使命感。 这里讨论“理想”问题，既有沉痛的呐喊，也有内心的独白及心对心的交流和对话。“理想”问题讨论，将在理想主义存在的不朽价值上进行全方位的探讨，以求“理想”的独立性和纯洁性。 本版欢迎理想精神的虔诚者信仰者参与讨论。 新时期的文学狂欢已经落潮，多少显得有点放纵的文学正在急速地失去读者的信用，相当文学作品不再关心公众，它们理所当然地也失去公众的关心。中国为数众多的文学家识时务地从急流中拔足下来。他们以随心所欲的编织和制造适当消费的需要，他们忘却记忆并拒绝责任，他们在现实的逃逸既潇洒又机智，既避隐现实的积重，也避隐自身的困顿。文学的一缕游魂，正飘飘忽忽地穿行着艺术与时势之间，装点着世纪末的苍茫时空。 商潮的涌起使人们乐于把文学定格于满足快感的欲望功能，人们因厌弃以往的仆役于意识形态的位置而耻谈使命和责任。对于世俗的迎合使文学（包括艺术）迅速地小市民化，庸俗和浅薄成为时尚，这种时尚使一些人怡然自得而不曾感到羞赧。这倒也不必惊诧，因为当下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文学曾经为争取自由而蒙难，文学理应享受有限的自由而不必听命于他人的召唤去做不是文学想做的事。这社会人们都在各干各的，又何必苛求于文学？况且，文学的天性从来就是充分个体的、自由展开的精神劳作。 但是，当前的问题并不是文学的受到羁约，恰恰相反，正因为文学的过于放任而使文学有了某种匮失。当前的文学不缺乏游戏。也不缺乏轻松和趣味，不缺乏炫奇和刺激，独独缺乏对文学来说是致命的东西。这种缺乏导致人们追问文学到底何用？的确，我们的文学被广泛用于政治。文学家们为此所惊吓而宁肯宣告文学“无用”。人们在倒脏水时连同婴儿一起倒掉。 文学创作有一切的理由享用自以为是的自由，但文学显然不应抽去作为文学最具本质的属性。文学的建设最终作用于人的精神，作为物质世界不可缺少的系统，文学营造超越现实的理想的。文学不可捉摸的功效在人的灵魂。它可以忽视一切，但不可忽视的是“它始终坚持使人提高和上升。文学不应认同于浑浑噩噩的人生而降低乃至泯灭自己。文学应当有用，小而言之，是用于世道人心；大而言之，是用于匡正时谬、重铸民魂。 近百年来中国人为改变自身命运而有悲壮的抗争，中国文学曾经无愧于文。当二十世纪行将结束之际，人们猛然发现了上述的匮缺，触目所见是不尽的华靡和鄙俗。人们惊叹文学的失重，发现了文学与时势的巨大反差。的确，文学有多种多样的功能，文学可以是快餐和软饮料。但文学除了即食即饮之外，更有属于永恒的价值。对比而言，后者更能体现文学的本质。 一个普希金提高了俄罗斯民族的质量，一个李白使中华民族拥有了千年的骄傲，一个梵高使全世界感受到向日葵愤怒而近于绝望的金色的瀑布，一个贝多芬使全人类听到了命运的叩门声！中国的文学，文学的中国！在这百年即将终了的时候，难道不应该为这个世纪和下一个世纪的人们带来一些理想的光辉？人们，你们可以嘲笑一切，但是，切不可嘲笑崇高和神圣、庄严和使命，以及与此相关的祈求，切不可嘲笑这一点点可怜巴巴的乌托邦的抚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