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真正的世纪末，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考察新旧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态势，我们将对世纪末中国文学的走向有何认识呢？ 首先，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现在所热烈讨论的“文化研究”的指向是大众文化和非精英意识的文化，它包括区域研究、种族研究、性别研究和传媒研究等几个方面，同时也致力于对文学艺术的文化学视角考察分析。因此它不应排斥对精英文化的考察，而文学艺术则正是精英文化的结晶。起自英国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实际上就是建基于对文学的文化研究之上的，因而借此我们也不妨从文化研究的跨学科、跨民族、跨文学文类和跨文学等级的多元视角出发来考察世纪末中国文学的现状及未来走向。 其次，另一个需要澄清的理论问题就是所谓的“世纪末”之涵义。若是专指十九世纪末的西方文学，这一术语显然包含有“颓废的”、“没落的”涵义。但是正如另一些术语的涵义在经历了不断的演变之后又具有了新的意义：最初出自宗教领域的现代主义这个词现已被广泛地用来描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对现实主义构成直接挑战的一种西方文学思潮和运动，有些批评家甚至将其内涵无限扩大为包含战后的后现代主义文学：“先锋派”这一术语则自其诞生之日起就不断拓展其内涵，现已被广泛用来描述一切反叛传统并有着先锋和超前意识的东西方文学思潮流派。历史是不断发展的，传统的内涵也必须在有着当代意识的当代人的重新阐释下才能真正具有意义，当然文学的经典也在不断地扩大、重构和完善，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能对一个专指文学艺术的术语进行重新建构呢？ 第三，中国文学的发展虽然在近一百年里深深地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但它本身却有着自身的发展逻辑。进入世纪末的中国文学在经历了七十年代末现实主义的复归和现代主义的渗入、八十年代的先锋派的挑战和新写实派的反拨之后早已进入了一种新的发展态势：这是一个没有主流的多元共生时代，在这个时代，各种宏大的叙事已经解体，原先被压抑在边缘的各种属于非精英范畴的文学的或亚文学的话语力量则异军突起，对精英文学形成了强有力的挑战。人们不得不对世纪末文学的走向以及下一个千年文学的未来而担忧、而思考、而憧憬。 在过去的几年里，特别是自八十年代后期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思潮对中国文坛产生冲击以来，大众文化的崛起越来越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和经典文学研究学者的不安。后现代主义在中国产生的先锋派的智力反叛这一变体逐步变形为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学的挑战。文学市场上不见了往日的“宏大叙事”作品，而充满了各种“稗史”性的亚文学作品。严肃的作家很难再找到自己曾在新时期有过的广阔活动空间，为人生而写作或为艺术本身而写作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美学原则一度变为为市场而写作，或者为迎合读者的口味而写作。作家的“寄主”地位变为“寄生”地位。当然，对于这种种现象，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文学研究者均作出了不同的反应：有人认为这是对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有意逃避，因为在这部分人看来，自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及现代性大计尚未完成，因而这样的挑战实际起到了中断现代性大计的作用；也有人则持不同的态度，他们把大众文化的崛起视为为知识分子在长期以来自我领地化的语境中寻找新的公共空间提供了机会，因此他们欢迎大众文化对主流话语和精英意识的冲击和挑战，并且欢呼多元话语力量的角逐和多元共生时代的来临，因为对他们来说，作家和写作者可以在一个相对自由的文化空间中写作和实验各种文体风格和叙事话语。 大众文化的滥觞和对精英文化和文学的冲击并非中国语境下发生的独特事件，而是一个具有全球化特征的时代的普遍现象。高科技的迅猛发展，信息化和数字化的进程自然使得有着传统人文精神的高雅文化和文学创作再度被边缘化，精英文学的领地变得越来越狭窄，高等学校中的人文系科也不得不经历萎缩、重新结构和重新组合，从事纯文学创作和研究的人变得越来越少，高谈现代性大计已成了后工业后现代社会的一种奢侈行为。这一切均发生在物质生活高度发达的西方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理论思潮和后现代条件使人们可以有多种选择，他们完全有理由从原先所从事的写作和研究领域里退缩到一个更为广大的市场指向的“公共空间”去发挥作用。在中国这个现代性大计虽未完成但却打上了不少后现代性印记的第三世界国家，我们的文学艺术则经历了八十年代后期后现代主义的冲击和九十年代初市场经济的波及。后现代主义在中国文学艺术中的直接作用是导致了两个极致的变体的产生：一方面是先锋派的智力反叛和观念上、技巧上的过度超前，因而造成物质生产和文化生产的发展不平衡性；另一方面则是一切以市场所需为目标，文学写作等文化生产之成败均以经济效益来衡量，这样便造成了人们普遍文学品位的下降，使得一切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和文学研究者担心，在大众文化的冲击下，下一个千年的文学究竟有没有前途？ 我曾把处于全球性的文化转型期的中国文学称为“后新时期”文学，我现在仍持这种观点。我认为，转型期的文学态势并不会持续太久，各种话语力量的角逐必定会有一个结果，对于大众文化的挑战我们不必担心，它毕竟反映了一部分或大部分读者观众的暂时的需要，但是这种需要并不能代表他们的终极审美目标。我们文学研究者的责任决不应当只是一味地像以往那样居高临下地指责他们，而应当首先走出狭窄的精英意识的象牙塔，置身到广大文学艺术读者和观众中，通过与他们的交流和沟通而达到新的启蒙之目的，也即所谓的“后启蒙”，这样便不致于造成新的精英／大众的人为对立。对于未来文学的前途，我曾对瑞典皇家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主席谢尔·埃斯普马克教授作过一次长时间的访谈。在他看来，文学将会永远存在，只要有人阅读和欣赏文学，文学就永远不会降低其固有的品格，因为尽管此时的文学领地正变得越来越狭窄，但文学的表达媒介所表现出的内在情感和精神是其它（大众传播）媒介所无法表达出的。因此对下一个千年的文学之前途所抱有的任何悲观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同样，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由于西方中心意识占主导地位的国际文学研究界长期以来对中国文学成就的忽视，也由于我国的对外翻译工作中存在的“逆差”现象，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一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至今我国仍无人问鼎诺贝尔文学奖。但随着东方文化精神价值的日益被国际学术界发现并认可，这样的现象已不会再持续多久了。面对大众文化冲击下的中国文学情景的萧条只是暂时的现象，文学不但不会消亡，反而会在自我调整之后出现新的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