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的复活

——对罗兰·巴特和福柯的作者理论的批判性考察

作 者:
李勇 

作者简介:
李勇,男,文学博士,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苏州大学,苏州 215006

原文出处:
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罗兰·巴特宣布作者之死虽然消解了作者的权威,但也遗留下了不同作者之间的差异被忽视、读者对作者的期待无着落,以及文本意义生产体制与机制难以解释等问题。福柯对“什么是作者?”的追问从作者—功能体的角度为作者保留了一席之地,但仍没有解决巴特留下的问题,他们对于作者的轻视是一致的,忽略作者为文本提供意义的可能性问题在福柯的理论中也仍然存在,他也像巴特一样没有建立起从读者的群体想象角度来理解作者形象的观念。因此,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使作者复活,不是要重新恢复他的权威地位,而是要通过恢复对作者的考察,解释文本意义生产的机制,为揭示文本意义的生产过程建构起完整的解释框架。作者复活的理由在于作者是一个以身体感受为存在基础的鲜活的个体;被语言系统建构出来的作者在文学活动中仍然在发挥着作用;在各种力量共同塑造作者形象的时候,具体的作者个体也仍在发挥着作用,并没有完全消失;读者也为作者设定了一个公共的形象,一个运用共享代码进行编码的主体形象。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10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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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11(2010)01-0064-07

      自罗兰·巴特宣布作者死亡以后,西方文学理论中对于作者的讨论最为深刻的就是福柯对“作者是什么?”的追问。在形式主义文论和读者理论盛行的总体语境中,巴特对作者的判决几乎已成为定论。但从常识来看,我们无法回避作品是作者创作的产品这个基本问题。作为文学活动四个主要要素之一的作者真的死去了吗?在形式主义文论和读者理论都已成为过去的当今文论语境中,回过头来反思作者问题就成为一件有意义的工作。我们的反思从考察作者的死因入手,力图从中找出作者复活的可能性。

      一、作者的死因

      1968年,罗兰·巴特发表了惊世骇俗的《作者之死》一文,宣布“作者已死”。那么作者的死因是什么?当我们重新讨论作者问题,让作者复活的时候,查明作者的死因就是关键的一步。

      巴特之所以要宣布作者的死亡,首先是从他对文学的理解出发的。他认为文学其实就是写作。他说文学“最好以后叫做写作”。[1](P511)写作是什么呢?“写作就是声音的毁灭,就是始创的毁灭。写作是中性、混合、倾斜的空间,我们主体溜开的空间;写作是一种否定,在这种否定中,从写作的身体的同一性开始,所有的同一性都丧失殆尽。”[1](P506)为什么写作可以排除作者、排除主体呢?因为在巴特看来,写作是一种书写系统的自我运作,而不是作者的创作。他引用马拉美的观点说:“是语言而不是作者在说话。”[1](P507)语言学上的理论也证明了“整个说明过程都是空空洞洞,无需对话者这个人来填充,功能照样完整无缺。语言学就这样提供了有价值的分析手段,使作者归于毁灭。”[1](p509)但是,如果承认语言系统具有独立性,可以自行运转,那么又如何解释说话人的存在呢?说话人与语言系统之间的分离关系如何能被一笔勾销呢?罗兰·巴特说:“从语言学上说,作者只是写作这行为,就像‘我’不是别的,仅是说起‘我’而已。”[1](P509)也就是说,说话人与语言是一体的,他消融在语言系统之中,不存在语言之外的说话人。说话人其实是表演语言的人。只有在说话/表演时才存在。他依附于语言系统,与语言系统是一体的。而说话人对语言的表演,就是写作活动,在这里作者/说话人也就消失在语言系统中了。

      其次,从历史的角度看,巴特认为作者是现代人物,在中世纪后期才产生,是以对个人尊严的发现为基础的,后来又受到英国经验主义和法国理性主义的支持,从而变成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在这个时代,人们相信作者创作了作品。“作者先于作品,其关系犹如父与子。”[1](P509)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作者与作品的关系变化了。现在的撰稿人跟文本同时诞生,没有资格说先于或超于写作。”[1](P509)现代撰稿人埋葬了作者。对于这些撰稿人来说,“手跟声音相脱离,手势是铭刻性的,不是表达性的。手在一个没有起源的领域中探索,或者说,这个领域中除了语言本身之外,至少没有其他起源。”[1](P510)按照巴特的意思,现代的撰稿人取代了作者的位置。作者是创造作品的人,而撰稿人则只是在做语言游戏,听命于语言的摆布,与语言融为一体。在他的写作活动中没有创造,没有个人的体验与情感,只有语言规则的自行运转。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撰稿人取代了作者,因此宣布作者之死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

      第三,从文本角度看,巴特认为文本是一个多维的空间,各种各样的写作交织在一起,并相互冲突,没有哪一种是起源性的。“文本是来自文化的无数中心的引语构成的交织物。”[1](P510)因此,作者在此也就无法像以往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理论中那样作为一个创造者而存在。在巴特看来,“作者唯一的力量是以某种方式混合各种写作,用一些写作对抗另一些写作,以致完全不依靠哪一种写作。”[1](P510)巴特在此并不是要说明作者可以操控不同的写作系统,而是要强调作者被不同的写作系统所牵制。这种看法无疑取消了作者的权威地位,使作者变得无所作为,也就等于宣布了作者的死亡。

      第四,从后果来看,巴特认为“给文本一个作者,是对文本横加限制,是给文本以最后的所指,是封闭了写作”。[1](P511)由于巴特把写作看成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活动,因此,他无法接受一个作者的存在,无法接受把写作变成一个封闭的、有固定所指的活动。因为给文本确定一个作者就等于给文本设定了一个源头,也就等于给文本确立了一个固定的意义。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封闭了文本的开放性,封闭了写作的动态性,同时也排斥了其他解释的可能性,使写作变成了单一的而不是有多重的意义表达。于是,文本也就变得僵化了。在这个意义上,只有宣布作者的死亡,才能解救文本,使写作变成一个开放的动态的有生命的活动。

      最后,巴特还为写作活动找到了一个主体来代替作者的位置,这就是读者。写作作为一项活动,到底是由谁来完成的?巴特要想宣布作者之死,就必须要回答“写作的主体是谁”这个问题。巴特认为,写作的主体是读者。为什么是读者呢?巴特的理由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他看来,“句子的源头,说话的声音,实际上不是写作的真正地点,写作就是阅读”。[1](P511)这就是说,写作的主体不是传统意义上把自己的意图传达出来的作者(创造者),而是在阅读中的读者。读者可以对文本进行各不相同的阐释,这是现代读者理论的常识。巴特在此所说的读者其实还包含着重要的内涵,那就是他把传统意义上的作者也看成了读者,因为传统意义上的作者所要做的是表达自己的意图,而这些意图的形成也是靠对已有的语言系统的利用。在这个意义上,作者是在阅读一本“元作品”。他说:“如果他确实是想表达自己,至少他必须懂得,他想‘翻译’的内部‘事物’本身只是现成的词典,词典的词只通过别的词才能解释,等等,以至无限”。[1](P510)作者的工作就是对“词典”中的词的无限解释,因此他就是读者。另一方面,文本是由多重写作构成的,来自多种文化,“这种多重性集中于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读者,而不是像迄今所说的,是作者;”“文本的统一性不在于起源而在于其终点。”[1](P512)因此,读者取代了作者,文本的开放性、写作的多元性都要依靠读者,而不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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