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7)03-0064-12 《政治经济学批判》实现了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批判。其中的钩沉取极的洞见，鞭辟入里的阐发，入木三分的剖析，把人类历史延伸的生存发展的秘密，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使用价值、交换价值这类最基础也最简单的问题入手，解析得淋漓尽致。《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成功，不仅是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成功，渊博知识的成功，充分占有与娴熟运用理论与实践资料的成功及深刻而广袤的历史视野与世界视野的成功，同时，也是对西方18世纪以来代表性的理论思辨方法予以实践性颠覆与变革的成功。尤其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被马克思集中运用与阐发的由简单范畴上升为具体范畴进而求解重要的现实历史问题的方法，对于当下中国文学理论走出枯燥的理论思辨，走出观念思辨模式，同时也走出自得其乐的肤浅的经验式理论描述路径，提供了意义重大的理论方法的引导。 一、《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当下文学理论建构的理论对应性 马克思所展开研究的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现实历史的生产关系及生产过程的学说。它从现实历史的生产阶段与生产过程中，抽取概括出人类史各种生产活动都具有的人类一般规律——“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①进而综合地、总体性地考察这些生产一般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差异性情况，进行进一步的差异性抽象，再在不断细化的差异性研究中，逼近具体的、有待揭示的现实社会生产的总体问题，即对以资产阶段关系为前提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进行理论分析。循着这样的思路，马克思从最简单又最具有人类历史普遍性的生产一般展开思考，进入生产的历史规定性，即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关系；对这类关系，马克思进行着构成性的、相互作用的、差异性的把握，并随时把这种把握纳入历史阶段性的总体性中，发现与揭示其中的差异性的一般延续性，叩问隐含其中的偶然与必然、现象与本质、矛盾与统一的相互生成、相互作用、相互构成的关系；又进一步由生产的关系性出发，将之具体化为生产资料与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与交往关系、国家形式和意识形式同生产关系与交往关系的关系，以及法的关系、家庭关系。这是一个不断具体化的关系思考过程。对此，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概括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马克思第一次揭示出它对于整个经济学的意义，从而使最难的问题变得如此简单明了，甚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现在也能理解了”。② 《政治经济学批判》所研究的历史现实的社会关系问题，以及研究所采用的具体的关系性、互构性、相互作用性及从差异性角度思考问题的方法，与文学理论的、文学实践的研究对象及思考问题的方法，具有明显的对应性；而且，文学实践，从文学生产角度理解，属于马克思所说的艺术生产范畴，正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提出了著名的艺术生产与社会生产发展不平衡关系的论断。因此，带着中国文学理论的现实建构问题学习与领会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精要阐发的并在要点问题上典型展开的研究方法，对文学理论建构将具有重要的理论引导意义。 尤其是当下，中国文学理论研究自1990年代以来，在潮水般涌入的西方思想理论的影响下，由于自身理论根基前提性地深扎不够——这里有历史原因及时代原因造成的传统割裂，有理论转换机制的运作乏力，也有理论研究远离实践的盲目倾向，因此不同程度地存在非语境的观念性接受、非问题的逐潮性接受以及非主体的套用性接受状况。在这种接受状况的作用下，文学理论研究淡化文学实践甚至远离文学实践的问题严重到不下大力量予以扭转，则文学理论很难在如火如荼的文学实践进程中有所作为的程度。这使得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寻求方法论的引导，更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对于当下中国文学理论建构的引导意义——这是根据当下文学理论的问题性状况提出的要点性的引导意义，可概括为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从简单或比较简单的范畴到比较具体的范畴，是理论系统性地研究现实社会问题包括文学实践问题的正确方法，即由抽象到具体，由简单到综合。 第二，相互关联的范畴研究，要分别考虑相互关联的每一个方面，揭示其相互关联的性质与相互作用，并在现实实践过程中统一地求解其中的矛盾。 第三，范畴及范畴关系思考，包括范畴属性、范畴关系规定性思考，须经常地与范畴及范畴关系所由生成的现实的、历史的社会实践保持参照的对应性，既要面对头脑或理论领域的思想过程，还要随时对应确实发生并仍然发生的现实过程。 第四，对于理论研究而言，逻辑的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它实际上是历史研究的方式，不过是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 以下内容围绕这四个要点，结合当下文学理论状况，逐一展开分析。 二、由简单范畴上升到具体范畴是系统性地思考现实问题的正确方法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第三节开宗明义地指出，“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经济学上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③马克思由此提出一个系统地思考现实社会状况的起点问题。为此，马克思提出由抽象进入具体的两个重要概念，即简单范畴与比较具体范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