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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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875)

原文出处:
外国文学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5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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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说

      对“解释”(interpretation)进行解释,这一行为本身就包含了尼采在《论道德的谱系》中力图辨明的一个观点:没有事实,只有阐释。我们也许可以把它视为对“解释”进行的最宽泛定义。作为人类行为的一个“基本冲动”,为了理解做出的任何努力,包括误解,实际上就是阐释。阐释行为的普遍性使人们觉得阐释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似乎无需对其进行探讨。(Iser,2000:1)人们通常简单地认为,“阐释就是对现象进行重新陈述,实际上就是为现象寻找一个对等物”。(Sontag:98)解释行为具有的这种翻译性质决定了关于解释的任何理论必然是与解释对象密切相关。就文学领域的“解释”而言,一般指对文学作品(文本)、文学传统进行的理解或提出批评。依照M.H.艾布拉姆斯的看法,文学解释“就是通过分析、释义、评论确定作品的意义,通常侧重于对晦涩模糊或者具有比喻意义的段落进行阐明”。(Abrams:127)当然,除了关注语言层面的结构成分及其艺术效果以外,文学解释同样关心作品在价值判断、信仰体系等意识形态方面的倾向。因此,赫施(E.D.Hirsch)认为,解释应该探究“什么使得文本具有生命,揭示作品在不同时代的不同读者心中产生共鸣的原因”。(Abrams:129)艾布拉姆斯和赫施的观点实际上代表了文学解释的共同关注点,即,对文学作品意义及其发生过程的探究。

      综述

      从理论渊源上说,文学解释与古老的释义学(Hermeneutics)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大约在12世纪时,以《圣经》解释“预示”(typological meaning)和“寓意”的传统解释学认为,《圣经》的很多章节表达了4层意义:一,字面或历史概念上的意思,即,记述史实并以此作为其它意义层的基础;二,寓意本身,即《新约》的真理或《旧约》的基督教教义;三,道德寓意,即故事的道德真理与教义;四,神秘的含义,或称作基督教末世学(eschatology)的引证,也指耶稣进行最后审判的日子里和来世将出现的事件。以《圣经》解释预兆的传统解释学在中世纪后褪去了神学色彩,逐渐成为人文科学研究的一种方法论。

      现代意义上的阐释学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德国解释学鼻祖弗里德里希·斯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1768—1834)。从一开始,斯莱尔马赫就把解释《圣经》看作阐释的主要任务,但他同时指出,“错误的理解是必然的,因此,解释者必须用意志控制每一环节的理解。”(Schleiermacher:110)很显然,斯莱尔马赫已经看到了文本与读者(接受者)之间的差异;此外,承认误解的必然性,这也表明阐释学研究对理解过程的关注。

      现代阐释学在20世纪沿着两条主线发展。以赫施为主要代表的哲学阐释学家认为,一个文本的意义“只能是作者的意义”,并且“总是取决于说话者的意图”。以此为前提,赫施进一步提出,文学阐释“应该强调对作者意图和态度进行重构,并由此推导文本意义,重建文本、制定规约”。虽然这些规约不能保证阅读的准确性,但它们可能构成“基本完好”并且“客观”的解释方法。(Hirsch:216; 219; 224; 240)

      现代解释学发展的第二条主线以马丁·海德格尔为主要代表。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海德格尔把解释纳入“存在哲学”。海德格尔的弟子汉斯·乔治·迦达默尔(Hans Georg Gadamer)在《真理与方法》(1960)中把他的哲学思想运用到自己的释义理论中。这一理论的哲学前提是:暂存性和历史性(temporality and historicity,即一种从现在的角度回顾过去和展望未来的立场)是任何理解的必然属性,对任何事物的理解必然引起释义行为,这不仅限于阅读作品而且还包括个人的一切生活经历。迦达默尔提出,读者阅读时必然会带着特定的“前理解”(pre understanding)并以此作为自己的解释框架,但是,读者的主体性决定了读者必然像“你”“我”对话那样向作品发问,同时还要求阐释者善于聆听作品的内容。因此,解释一定是读者和作品各自视野交流融合的产物。(Gadamer:184—187)这一观点表明,哲学阐释已摆脱对原始意图的追求,反对主客观截然对立的传统,主张从阐释角度(阅读)了解意义的生成过程,从本体论角度关注阐释者和阐释行为。换言之,意义不是先于阅读、读者理解的自在之物,而是阅读过程的生成物。必须看到,对解释者“前理解”的关注,这一认识揭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道理:每个解释者的解释,都发生在一定的理解语境中。没有一种理解或解释能够超越特定的阐释必然依赖的某个参照系,只不过解释者本人在很多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一认识使得解释以及各种解释理论得到极大的解放。60年代以后,各种阅读理论一方面宣称自己的合理性,同时也不排斥其他解释的可能性。这种现象被保罗·利科(Paul Ricoeur)形容为由各种阐释理论引发的“解释的冲突”。(Ricoeur:1974)对此,德里达有过十分恰当的描述:“各种理论将互相对立的理论吸收进来,然后再吸收其他的理论”,形成了各种差异的共生现象。(Derrida: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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