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6201(2016)04-0001-05 [DOI]10.16164/j.cnki.22-1062/c.2016.04.001 与中国文学史上其他的诗歌名家相比，后世对李商隐诗的接受、批评一直存在来回摇摆的现象，这正如刘学锴指出的所谓“李商隐现象”[1]215-216：长期以来对义山诗的感受、理解、把握、评价不一致、不确定，乃至相矛盾、相对立。究其原因，一是李商隐卷入牛李党争，被诬“诡薄无行”、“放利偷合”。《旧唐书·文苑传》称其“背恩”，并将温庭筠、段成式与其一同指为“俱无特操，恃才诡激”。由于受到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诗品与人品相联系的传统影响，义山诗长期受到贬抑。再是由于义山诗情感丰盈，逸出传统诗教“哀而不伤”、“发乎情止乎礼”的轨迹，而在意象的象征化上又难于为人理解。因此，李商隐诗歌于后世的接受，并不如元遗山所言那般“诗家总爱西昆好”。 然而在清代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李商隐诗受到了空前的关注，先后出现了一批注本、笺评，在大量的诗话、笔记、文集中也有诸多对义山诗的鉴赏、评论。朱鹤龄《李义山诗集笺注》、吴乔《西昆发微》、陆昆曾《李商隐诗解》、姚培谦《李义山诗集笺注》、屈复《玉溪生诗意》、冯浩《玉谿生诗笺注》等即是其中比较著名的。但与此颇有渊源的钱谦益，在李商隐诗歌接受史上却并未受到足够的关注。如道源《义山诗注》、钱龙惕(钱谦益之侄)《玉谿生诗笺》、朱鹤龄《李义山诗集笺注》均与钱氏有密切联系。朱鹤龄在《笺注李义山诗集序》提到笺注李商隐诗的缘由，正是“申酉之岁，予笺杜诗于牧斋先生之红豆庄。既卒业，先生谓予曰：‘玉谿生诗，沈博绝丽，王介甫称为善学老杜，惜从前未有为之注者。元遗山云‘诗家总爱西昆好，只恨无人作郑笺。’子何不并成之，以佳惠来学？’”[2]241此外，钱谦益还为朱鹤龄提供道源注遗稿以供参考。 钱谦益在明朝列名东林党人，仕途浮沉。甲申(1645)明亡，钱谦益于弘光朝谄事权臣马士英、阮大铖。顺治二年(1645)，钱谦益率先降清，被授以礼部右侍郎管秘书院事，不到半年即以疾告归，此后暗中帮助抗清复明活动，颇有失节愧恨之情。其人功过是非，历史上评价不一，但在文坛的领袖地位却为世公认。著有《初学集》一百十卷、《有学集》五十卷、《投笔集》二卷、《苦海集》一卷及《外集》、《补遗》等。钱氏以其诗坛宗主地位，对于义山诗可谓不无发覆之功，清人注评义山诗从某种程度上都是沿着钱氏指出的“忠愤蟠郁，鼓吹少陵”、“风人之博徒，小雅之寄位”的基调进行的。 同时，钱谦益于唐人最是推崇杜甫，平生治杜诗用力最勤，在杜诗接受史上影响重大。其文集中不时提及义山诗与杜诗之关联。义山诗与杜诗的关系本是李商隐诗歌接受史上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这源于推崇杜甫的王安石对李商隐的再发现。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二引《蔡宽夫诗话》，提到“王荆公晚年亦喜称义山诗，以为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者，唯义山一人而已”。这一对义山诗的极高评价在有清一代得到了呼应，例如清代薛雪《一瓢诗话》谓：“有唐一代诗人，唯李玉溪直入浣花之室。”施补华《岘佣说诗》云：“义山七律，得于少陵者深，故浓丽之中时带沉郁，如《重有感》、《筹笔驿》等篇，气足神完，直登其堂入其室矣。”那么，在同时师法杜诗与义山诗的钱谦益眼中，义山诗在哪些方面与杜诗相贯通，而这又如何与钱氏的诗学观念相契合？我们不妨先由钱谦益对杜诗的批评入手，构建一讨论之框架，再将钱氏对义山诗的批评置于这一框架下进行对照。 钱谦益对李商隐诗歌的认识、接受有一个发展过程，入清前的《牧斋初学集》卷三十二中载有阐发其诗学思想的多篇序文，其中提及李商隐的有《曾房仲诗序》、《邵梁卿诗草序》、《徐元歎诗序》、《冯定远诗序》四篇，又以前两则为主，兹引四则于下： 自唐以降，诗家之途辙，总萃于杜氏。大历后以诗名家者，靡不繇杜而出。韩之南山、白之讽喻，非杜乎？若郊，若岛，若二李，若卢仝、马异之流，盤空排奡，横纵谲诡，非得杜之一枝者乎？……以佛乘譬之，杜则果位也，诸家则分身也[3]928-930。(《曾房仲诗序》) 唐人之诗，光燄而为李、杜，排奡而为韩、孟，畅而为元、白，诡而为二李，此亦黄山之三十六峰，高九百仞，厜直上者也。善学者如登山然，陟其麓，及其翠微，探其灵秀，而集其清英，久之而有得焉[3]936。(《邵梁卿诗草序》) 数跨代之才力，则李、杜之外，谁可当鲸鱼碧海之目？论诗人之体制，则温、李之类，咸不免风云儿女之讥[3]924。(《徐元歎诗序》) 其为诗，沈酣六代，出入于义山、牧之、庭筠之间。其情深，其调苦，乐而哀，怨而思，信所谓穷而后能工者也[3]939。(《冯定远诗序》) 最后一则原是褒扬门生冯班之辞，非直指义山诗，然从中可窥见其心目中义山诗所共有的特征：情深调苦、穷而后工。另外三则除见出钱氏于杜诗倍加尊崇外，亦可知入清前的牧翁对李商隐的评定关键在“谲诡”一词。将李贺与李商隐统而言之，冠以“诡”名，事实上沿袭了《新唐书·文艺传序》“言诗则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刘禹锡，谲怪则李贺、杜牧、李商隐，皆卓然以所长为一世冠”的说法。(《新唐书·文艺传序》此种说法，乍看似肯定二李，但仔细玩味，于诗彰李、杜、元、白、刘五家，有将长吉、牧之、义山打入别册之感。)联系第三条中“不免风云儿女之讥”等语，此一阶段的钱谦益对于李商隐诗的价值评判尚不高，虽不至贬，也并非青眼有加，但他已经认为李商隐诗确得“杜之一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