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20]11-0054-08 19世纪末20世纪初，处于启蒙新民和救亡图存双重压力下的中国社会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怀疑与批判。中国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怀着救世新民之目的，将大量西方思想文化引入中国。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文化之一种也被介绍到中国，并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产生。20世纪初到20年代末可被视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发生期，即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自发阶段。 一、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发生期的主要标志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发生期的重要特点是其“自发性”。“自发”是无意识、无目的、非自觉的行为。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初期，一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非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作为一种批评方法，去解读中国文艺现象，分析中国文艺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并从哲学上说明文艺的一般性质与特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形态由此进入发生期。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发生期的主要标志是重点关注唯物史观、阶级观念、人民大众与文学的关系。 (一)唯物史观成为文学批评的指导思想 唯物史观是最早传入中国的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之一。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初，它几乎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甚至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代名词。在当时国人的理解中，“‘唯物史观’就是马克思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学说。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无疑包含于其中，由此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唯物史观”①。1919年是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标志性年份。这一年，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简要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并从经济基础与历史发展关系的角度，肯定了经济基础在社会变革中的决定性作用：“经济构造是社会的基础构造，全社会的表面构造，都依着他迁移变化”②，这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观点在当时的表述。与此同时，杨匏安在《广东中华新报》发表的《马克斯主义》一文中，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社会生活之实体，即经济是也。经济犹基础，法律政治犹建筑；若经济的特性有重大变化，则节制此经济之形式，必随之而转移”③。这在语义结构和表述方式上，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原话更为接近。同在1919年，胡汉民在《建设》杂志上发表了《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一文，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与重要意义，反驳了各种否定唯物史观的论点与代表人物，指出唯物史观虽然历史久远，“但到马克斯才努力说明人类历史的进动的原因，以为人类因社会的生产力而定社会的经济关系，以经济关系为基础，而定法律上、政治上的关系，更左右其社会个人的思想感情意见。其间社会一切形式的变化，都属于经济行程自然的变化”④。胡汉民对唯物史观的表述也比较准确地概括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核心观点。1919年以后，宣传、介绍并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越来越多，陈独秀、瞿秋白、邓中夏等一批人都有代表性成果。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史上，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观察文学现象、解答文学问题的批评家是邓中夏。1921年，他在《唯物史观大意》中，就从经济基础入手，分析了生产方式、法律制度、人类意识、财产制度的变迁，肯定了“法律政治制度都是随着社会的经济构造变迁的——所以说‘经济的构造是建筑法律政治制度的真正根基’”⑤。同年，他在《文学与社会改造》一文中，强调应在以经济改造为重点的前提下，来认识文学与社会改造的关系，希望文学家们“要作社会的文学，要作社会改造的文学”⑥。1923年，他发表了《贡献于新诗人之前》，首先将中国革命和革命时期人们的感情放到当时的经济条件和政治背景下去加以考察，号召新诗人深入中国的经济与社会生活，“须多做能表现民族伟大精神的作品”，“须多作描写社会实际生活的作品”，“须从事革命的实际活动”，从而达到改造社会之目的。⑦萧楚女也是运用唯物史观看待文艺现象、分析文学与生活关系、评价作家作品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之一。他在1924年发表的《艺术与生活》中，提出艺术就是专为人生，“就是‘人生底表现和批评’”，他将艺术视为人类社会文化的一种，“是建筑在社会经济组织上的表层建筑物，同是随着人类底生活方式之变迁而变迁的东西”，是“生活底反映”。⑧邓中夏、萧楚女之后，以唯物史观作为指导思想进行文学批评，已成为诸多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的自觉行动。 (二)阶级观念成为文学批评的重要范畴 阶级观念是伴随唯物史观一同传入并对中国社会产生广泛而重要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核心范畴之一。20世纪初期的中国知识界几乎都能接受阶级观念并一致拥护阶级斗争学说。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关于“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⑨的观点，相对于过去所有的社会发展观和历史变革论而言都是一种创新，是一种崭新的社会发展观和历史变革论。它“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历史观，对于先进的中国人谋求中国的社会改造，尤其具有吸引力”⑩。另一方面，现实社会的革命斗争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阶级观念和阶级斗争理论的有效性，“俄国十月革命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取得成功的实践效果，使阶级斗争理论对中国人更具有了特殊的吸引力”(11)。这双重“吸引力”不仅使知识界普遍接受了阶级观念，而且还广泛运用它来观察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等现象，研究其发展规律，阐释其未来走向。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史上，郭沫若最早明确提到阶级概念，并从阶级的角度去分析文学现象，研究文学与社会的关系。1923年，郭沫若发表的《我们的文学新运动》一文，强烈呼吁：“我们的运动要在文学之中爆发出无产阶级的精神，精赤裸裸的人性。”(12)所谓“我们的运动”，指的是当时正处于酝酿之中的革命文学运动。在郭沫若看来，文学革命运动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运动，革命文学运动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运动。1926年，他发表了《革命与文学》一文，首先提出了在文学上“一个阶级当然有一个的代言人”的命题。他在谈到悲剧产生时指出，悲剧的产生与特定时期的阶级斗争情势密切相关，而“革命时期是容易产生悲剧的时候”(13)。他将悲剧的根源放到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去探讨，肯定悲剧的根源主要是在社会的阶级压迫与阶级反抗之中，从而赋予了悲剧更为深广的社会价值。他的悲剧观念与恩格斯悲剧的成因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14)的结论是一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