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学界又显出了一股重建文学理论的冲动①。就学科整体而言，这一冲动可以看作是中国文论界在经历了文化研究的冲击之后向文学理论的返回。可是，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新文学理论方案呢？这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由于目前相关的讨论尚未真正展开，本文愿行起步之效，提出我认为重要的一个方向：重建意义论的文学理论。这一主张基于如下理由：研究文学独特的意义机制是对文学事实最切近的探讨；对文学意义值的探究包含了几乎所有文学理论的重要视角，具有广阔的开放性和内在聚合诸理论视角的纵深视野；中国有极为深厚博大的意义论文论传统。因此，创建意义论的文学理论，具有推进理论认知、囊括综合中西、传承汉语文论传统等多重根据②。 一、方向感：我们向哪里回归？ 本轮重建文学理论的冲动，起于文化研究过分否定理论的潮流之后向文学理论的回归③。就像克莱尔·卡勒布鲁克的追问——如果没有理论，“没有对事物冷静理性的打量，在这个世界上人类还能留下什么”④？问题是：向哪里回归，或者说回归的方向感在哪里？ 西方人的方向感是大体明确的。在特里·伊格尔顿那里，回归是要重新回到被文化研究所抛弃了的反抗资本主义压迫和工人阶级解放的宏大主题；在阿曼达·安德森(Amanda Anderson)那里，回归是要回到意识形态批评与自由主义美学的结合；在卡勒布鲁克那里，回归是要使理论之后的理论“具有一种更强有力的形式，以便能够在那些理论缺席的地带展开思考”⑤；在布鲁姆、乔纳森·卡勒、辛普森等人那里，回归则是要回到“重申文学的核心地位”⑥。他们的回归不是简单的恢复，对文学研究来说，其回归指向大约有三项或明或暗的指标：以文学为核心，即便是切入时代政治的宏大主题，也是以文学为扭结核心的关注——这是针对文化研究；全面吸收结构主义、语言学转向以来的成果，抛弃在语言学转向之前思辨美学或认识论的研究模式——这是针对自语言学转向以来现代英美文学理论的学科知识积累；向整个社会领域敞开，深度植入后现代以来对现代性危机批判反思的立场和成果——这是针对形式主义文论。此即所谓“理论之后”指向的更晚近的含义。在文化研究的种种弊端显露之后，西方人表现出一种重新向文学理论回归的倾向。而以文学为核心，吸收结构主义以来语言学转向的成果，向整个社会领域开放，这三点共同决定了西方人向理论的回归不是要回到诸如德里达、波德里亚或德勒兹等人的“大理论”(grand theory)，或者干脆回到结构主义、俄国形式主义，而是以文学为本位，收摄一切自语言学转向以来包括新历史主义、批判理论、文化研究等等在内的现代文论的主要理论成果。所以，西方人有理论回归的方向感：他们既要追求文学理论以文学研究为核心的规范性知识积累，又要保持对社会现实的开放性和现代性批判的思想力量。由此可见，这是一次文学理论在更高程度上创新的努力，其方向感和学术品质值得我们深切关注。 那么我们呢？当然，事实上对于我们，“理论之后”根本就不存在。那种打通各个领域的福柯或德里达式的大理论，在中国从未真实地存在过，文化研究也还处在部分中青年学者的试验阶段。我们根本就没有在大理论之后否弃理论、而后又回归理论这回事。那么，我们的文学理论的重建，其针对性是什么呢？我们的方向感究竟在哪里呢？ 中国的情况更复杂，因而文学理论创新性重建的要求其实更高。原因如下：第一，西方自语言学转向以来的文学理论在中国从未真正地扎根，我们的理论由于受政治的决定性影响，一直以来的主导范式是反映论、审美主义和中国式的意识形态理论在文学领域的推演。因此，我们面临一个文学理论知识品质的现代性和规范性问题。第二，现代性反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在中国语境下与在西方语境下有着迥然不同的针对性，这些针对性一言以蔽之，就是中国具有对政治现实和社会正义更为强烈的关注。这一关注显然必须收摄在新的文学理论之中，以保持文论的开放性和照彻现实的能力。第三，中国的文学理论还必须收摄中国文论的悠久传统，使文学理论具有纵深的历史感和汉语言述的语感力量。因此在今天，中国的任何一个企图与时代同步的文学理论方案，除吸取西方人理论回归的几大要求之外，还要有中国独特的理论立场和语境化要求。简言之，要有现代性、开放性和本土性。而这差不多就是那句老话：“理论之后”的文学理论要站在今天的时代高度及批评立场，吸收中外文论的经典成果，尔后熔铸创新。 那么，究竟哪一个视野、哪一种理论可以达到这一要求，同时又能够免于余虹所说的“一锅煮”、“大杂烩”的弊端呢⑦？历数种种理论，意义论的文学理论最有可能担此重任。下文分述三个理由。 二、意义论文论的位置 第一个理由：研究文学独特的意义构成和机制是对文学事实最切近的探讨。 文学从根本上讲是一个意义事实。所谓“意义事实”，在此有两层含义：第一，作为一般的意义事实，文学是主观意义和客观意义的统一体。用阿尔弗雷德·舒茨的话说，“作品的客观意义”包含着“‘总是能再一次’的理想性质”，它既独立于创作者及当初创作时的语境，也不等于阐释者对作品文本的理解。“在理解主观意义以及理解纯粹客观意义之间，有着基于社会世界的独立结构而来的一系列的中间阶段，这个结构包括周遭世界、前人世界、共同世界与后人世界。”⑧相对于主观意义的时间化，理解带入了多种时间因素的聚合。一部作品，是该文本在诸世界的关系联络中关联于所有意义理解、意义实现的总和。因此，文学是一种社会性、公共性的关联性存在，不仅仅是心理事实(“主观意义”)，不可还原为阅读文学或文学写作的意识行为。不管是作家的意向表达，对社会的反映，还是读者的理解，都只是文学作为意义事实的局部。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德里达说，文本“带有遗嘱的性质”⑨，文学一创作出来就脱离了写作的原初语境，它“不属于任何意义上的主体”⑩。写出来的文本像明信片一般散播于社会，既在时间之中，又在时间之外，具有通过理解进入历史与文本之符号性持存的双重本性。一方面，文本依靠意义实现即主观的被理解而进入历史，发生着意义的活化、扩容、延异、对文明史的复杂构成和影响；另一方面，写下的文本又是一个客观的、在时间之外的符号书写物，具有独立于作者和读者的理解阐释而存在的客观意义，不管时间如何流逝，它依然保持原貌并具有“绝对的可读性”。我们今天读到的杜甫的诗并不与唐代有什么不同，它就是那个唐代的杜甫写下的原诗。自杜甫写下之后的任何时代，杜诗都可以其书写物“原诗”的客观意义样态而供人欣赏。书写的客观性使文本成为一个永恒横亘于时间内外、历史内外的心物实体。这便是意义不同于心理经验的特殊性：意义是语言共同体公共和“等待”的意义，只要文本还能被理解，意义就是我们大家的意义。由于文学不是实用产品，如此这般散播的活生生的意义总体就是社会的文学生活。对于这个层面的文学，我们还了解得很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