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究身体研究在社会科学领域大规模兴起的时间,以英国社会学家特纳(Bryan S.Turner)为代表的学者一般认为是20世纪80年代。①约翰·奥尼尔(John O' Neill)的《现代社会中的五种身体》(Five Bodies:The Human Shape of Modern Society,1985)与《交流的身体》(The Communicative Body,1989)、大卫·阿姆斯特朗(David Armstrong)《身体的政治解剖学》(The Political Anatomy of the Body,1983)、唐·约翰逊(Don Johnson)的《身体》(Body,1983),以及特纳的《身体与社会》(The Body and Society,1984)②等社会学著作的出现,既是身体研究蓬勃兴起的标志,也直接推动了身体研究成为席卷欧美的持续理论热潮。这些著作面世之后,身体研究以其新颖独特的视角、广阔的理论覆盖面和令人惊叹的解释能力吸引了哲学、人类学、社会学、女性主义等领域的注意力。这些学科领域原本就积累了丰富的相关理论资源,因此身体很快变成研究的热点问题或展开研究的出发点。从上世纪末期至现在,以身体为研究中心的跨学科新领域纷纷出现。1992年理查德·舒斯特曼(Richard Shusterman)在《实用主义美学》中提出了一门新学科,即把对身体理论的探讨与对身体实践的关怀相结合的“身体美学”(somaesthetics)。1995年《身体与社会》(Body & Society)的创刊,标志着身体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the Body)作为一个明确的研究领域正式兴起。此外还有身体人类学(The Anthropology of the Body)、身体现象学(The Phenomenology of the Body)、身体女性主义(Corporeal Feminism)、身体学(Somatics)、身体神学(Theology of the Body)、身体本体论(Somatic Ontology)、身体叙事学(Corporeal Narratology)等等。鉴于身体研究涉足的领域包罗万象,丰富的称谓令人眼花缭乱又无法整体性地指代所有相关研究,2003年柯里斯·西林(Chris Shilling)在《身体与社会理论》的第二版序言中,以“身体研究”(body studies)来囊括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欧美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文化研究、运动与休闲研究、哲学、神学与宗教信仰等领域中所有关于身体研究的内容。③ 一、什么是身体 身体研究与其他学科领域相区别的最大特点,恐怕就是它明确地以身体为主要研究对象,或者从身体这个角度来重新梳理并审视某些问题或领域。在进入对身体研究的辨析之前,我们首先有必要明确到底什么是“身体(body)”。《牛津英语词典》对身体的定义是,人或者其他动物的物质材料框架或结构,该组织通常被视为一个有机的实体。④这样看来“物质性”仍然是身体的最基本含义,同时“有机性”也是作为活物的身体所衍生的必要特性。英语中其他指称“肉体”的词语往往只侧重身体作为物质实体的某一方面或某一特性。如“flesh”是强调身体由血肉组成,具有欲望属性;“soma”强调由细胞组成的身体的有机属性;“corporeality”、“corporeity”或者“corpse”强调人的物质形体。不难理解,这些词语与古希腊以来人们对身体所作的二元划分有密切关系。身体被分割成物质性的肉体与超越性的精神与灵魂两部分之后,后者有了其特定的词语符号,“身体”这一符号也就只指称剩余的血肉之躯了。法语的情形也相类似。“corps”侧重物质性的身体概念,与“精神”相对立;“chair”侧重指“肉感的”、“饱满的”、充满生机的身体;“incarnation”或“incarné”则主要用于描述宗教信仰中上帝降生为人,以“肉身化”的身体来到人世。与英语和法语不同,德语中的“肉体”(K
rper)与“身体”(Leib)是明确区分开来的。“肉体”指外在的肉身躯体,而“身体”是指日常生活中活生生的身体,后者比较符合大多数身体研究者对身体的再度阐释。概括起来,在传承了两希文化的欧美世界,身体具有模棱两可性,它既是群体性的、客观的、物质的、自然的身体,也暗含着个体性的、体验的、社会的身体之意。就在这种二元对立中,前一种涵义是后一种涵义的基础,也是长期以来人们对身体的基本理解。 由于欧美身体研究的分支流派各从身体的某一角度或属性出发展开自己的研究,所以展现的只是对身体某方面的看法,很少论述整体性的身体特征。而且,身体研究本身是在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反思中成长起来的,传统的追求普遍规律及秩序的认识方式充分暴露了它在日常生活和生命面前的苍白无力,也不符合身体本身的未定性与反思性,因此身体研究中鲜有对身体下定义和进行普遍性理论建构。在对身体的认识中,较有典型意义的是梅洛-庞蒂的看法:“在本世纪(即20世纪,引者注)中,‘身体’和‘精神’的界限变得模糊。人们把人的生命看成既是精神的,也是身体的,人的生命始终以身体为基础,在其最具体的方式中始终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19世纪末的许多思想家看来,身体是一块物质,一堆机械结构。在20世纪,人们修正和深化了肉体,即有生命的身体的概念。”⑤随着身体研究的深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身体并不像传统观念所构想的那么简单,而是具有多样化的复杂面貌;另一方面,在当今这个倡导多元化和个性化的社会里,身体己不仅仅是理性和道德束缚之下被动的物体,而是跟着身体快感这一指挥棒可以前所未有地加以个性化改变的身份表征,因而对于什么是身体人们已无法达成共识。就如柯里斯·西林所言,“实际上,我们越能控制和改变身体的界限,我们对于什么构成了个体的身体以及身体自然特性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就越不确定。而这种判断并没有过于简单。”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