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365(2003)01-0064-05 一部接受史，也就是一部思想的复活史。因而，中国的巴赫金接受情况，也就是巴赫金思想在中国的复活史。不过，这种复活已离不开中国特殊的思想文化语境，离不开接受者之于的改写与重释，对于巴赫金接受史的描述远远不是开一份长长的论文专著的名单，或者写成一份普通的研究综述，更不是沦为巴赫金思想的介绍所能够完成的。近150年以来，西学东渐构成了中国文论话语转型的总背景，近20年以来，西学新潮再度成为中国当代文论话语转型所必须面对的最重要的现实问题之一，因此，对巴赫金接受史的接受应该在西学新潮的背景下，将中国当代文论话语转型的问题与巴赫接受史联系起来进行研究。 接受史研究的几种模式 当我们从中国当代文论话语转型的角度进入具体的巴赫金接受史研究时，有一个问题必须考虑到，即接受史的研究方法问题。纵观20世纪西方文论诸思想流派，我们可以从中找出较为丰富的对接受史研究方法论有启迪的理论资源。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其一，刺激—反应模式。刺激—反应模式是一种经验主义的关于认识发生的模式。它认为，接受者的接受行为是出于对外界刺激而做出的反应。这种模式的简单化倾向虽然是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的，但是在我们具体进行接受史研究时，它所建立起的认识框架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美国的历史学家柯文总结出了三种描述中国历史的西方中心模式，其中第一种即是“冲击——回应”模式(impact-response model)。他认为，“这一理论框架所依据的前提假设是：就十九世纪的大部分情况而言，左右中国历史的最重要影响是与西方的对抗。这种提法又意味着另一假设，即在这段中国历史中，西方扮演着主动的(active)角色，中国则扮演着远为消极的或者说回应的(reactive)角色。”[1]我们常说的“西学东渐”也隐含着西学主动向东方渗透的意味。 刺激—反应模式最大的缺点就是忽视了接受—反应者的主体性。为此，皮亚杰和布龙菲东德分别从心理学和语言学角度提出了修正性的意见，如皮亚杰提出的"S(A)R"图式。S代表着刺激，R代表着反应，而A则意味着刺激向某个反应格局的同化，在皮亚杰看来，同化才是引起反应的根源；布龙菲尔德也提出了类似的图式。皮亚杰和布龙菲尔德的修正性图式在保持原有的刺激—反应框架的基础上重视了接受—反应者的心理建构功能，虽然他们可能只限于各自的研究领域，但对我们从思想文化角度思考和研究接受史问题具有较大的启发作用。 其二，解释学和接受美学模式。20世纪西方文论的发展经过了从作者中心到文本中心再到读者中心的转向，解释学和接受学为接受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 现代解释学的代表人物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都不同意理解即是对作者意图的准确理解的观点，在他们看来，作者原意的还原是可疑的，以往的解释学希望消除的读者的“成见”，其实是一种“前见”，而这正是理解的基础。正如伽达默尔所说的，“一切理解都必然包含某种前见，这样一种承认给予诠释学问题尖锐的一击。”“前见(Vorurteil)其实并不意味着一种错误的判断。它的概念包含它可以具有肯定的和否定的价值。这显然是由于拉丁文词praeiudicium的影响，以致这个词除了否定的意义外还能有肯定的意义。”[2] 接受美学的重要贡献在于将读者的接受活动引入文学史研究，将传统的文学史改造成效果和接受的历史。尧斯认为，文学史上的一个个事件、一部部作品、一个个作家之间的彼此相关性都是由当代的或者以后的读者、批评家以及作者在他们的文学经验的“期待视野”中得到统一的，从而提出一种新的文学史研究的构想。尧斯特别强调读者的作用，认为文学作品的意义不是由作者所赋予的，也不是作品本身所囊括的，而是在读者的阅读和接受活动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完善的。在尧斯的这一思想影响下，任何文学史的研究都具有了接受史的意义，因为任何文学史的研究都不可避免地带上对该文学现象的评判在里面，而这一评判正是该文学现象在接受中的“声誉”。正如韦斯坦因所说的，“接受中一个特别的问题是作品的‘声誉’（fortune，法语succes）问题，它可以成为衡量作品受欢迎程度的尺码。”[3]这样，当我们在克拉克和霍奎斯特的《米哈伊尔·巴赫金》一书中开篇即读到“一个人的声誉史是一部各种分歧的记录书”这样的句子时就不会感到奇怪了[4]。 伊瑟尔的阅读理论也对接受史研究具有方法论上的启发。伊瑟尔主张将作品分为两极，一极是作者的文本，他称之为“艺术的”；另一极是读者对作品的完成，他称之为“审美的”。在作者的文本这一极，存在着许多“空白”，期待着读者对它的填充，这也就是所谓的“文本的召唤结构”，与之相关的，是一个可能出现的能够与之完全吻合的读者，伊瑟尔称之为“隐含的读者”。读者的阅读就是对文本的审美对象和意义的再创造过程，他把这种再创造归结为“发现”，文学史也成为一部“发现史”。这一思想对于接受史研究的启发之处在于任何一部接受史同时也是一部接受者不断进行的“发现史”。正因为如此，钱中文在《理论是可以常青的——论巴赫金的意义》一文中所论述的“巴赫金的被三次发现”即具有了接受史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