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70年代且多为女性的所谓“新人类”小说的写作者，相较其前辈而言，堪称是没有历史的一代。因此，关于历史，她们不可能拥有令后者无法释怀的那份情感。在思想旨趣方面，她们倒是和后现代主义导向着实有着更为契合的一致性。她们没有什么时间财产的囤积，只有身体的当下存在；因而，她们的写作总是习惯于从自己的当下身体出发，直接书写身体的感觉和欲望。在很大程度上，她们的写作与自己的生活是一体化的，正像周洁茹所言：“可以这么说，我的小说就是我的生活。”（注：周洁茹：《一天到晚散步的鱼》，载其《我们干点什么吧》，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她们不只是借用小说来宣泄自我或者另造一个自我（伪装自我），最重要的，是她们力图通过小说雕塑自我形象，以尽快博取社会的接纳。小说对于她们来讲，似乎是一个证明其已经完成成长过程的仪式。她们需要在小说里推出的，首先不是她们的思想而是她们的形象。虽然她们涉世未深，但社会之于她们并不陌生，她们深谙社会对于成人的认可，主要依据的不是思想而是形象（年龄往往是可以暗涵于形象之中的）。故此，小说在这些70年代出生的“新人类”这里，是被作为一种自我形象而存在的，她们于其中尽情表达着自己的喜怒哀乐，毫不遮掩地把自我呈现在小说当中。要认识她们，只需去认识她们的小说便可以了。 不过，即使这些格外年少的写作者已被成人社会所接纳，但由于其自身带来的与旧有机制远远不同的新颖素质，因而在开始总难免会有落落寡合的不适。基于此，在她们的小说里，顾影自怜的情绪时常有所流露。再则，与前辈作家相比，这些“新人类”最为突出的优势也就在于身体的年轻和敏感，故而这就更加鼓励了其对自恋倾向的毫不掩饰。她们甚至有些得意忘形地喋喋不休于自己的美貌和聪慧，并把那些千人一面的艺术相片连同作品一块刊出。而这种相片因为过多人工夸饰所招致的朦胧、虚幻效果，结果使得她们的形象就愈加匮缺历史感了。然而，对此她们倒并不介意。历史负累的省略，反而可以使之自我陶醉的兴致更加彻底。没有历史的写作，令她们的文字轻松自然而无所顾忌，至于她们的书写行动本身，则更多的是出自于内心的即兴要求；她们终于无需再聆听历史告诉她们该做什么或该如何去做了。失去了历史参照的这一代，只能依靠当下身体的直觉来把握和回应周遭的现实，而不指望比较及判断收获所谓意义层面的痛苦与狂喜。卫慧在小说里把她们自己描述成这样一类人：“所以我们的生活哲学由此而得以体现，那就是简简单单的物质消费，无拘无束的精神游戏，任何时候都相信内心冲动，服从灵魂深处的燃烧，对即兴的疯狂不作抵抗，对各种欲望顶礼膜拜，尽情地交流各种生命狂喜包括性高潮的奥秘，同时对媚俗肤浅、小市民、地痞作风敬而远之。”（《像卫慧那样疯狂》）可以见出，她们的生活、写作充满着日常的冷静和平淡，既没有激情亦没有绝望。卫慧说：“……‘cool’这个词虽然已被媒体用滥，可依旧可以用来形容像我和我笔下那些主人公的日常生活状态，取其英文的确切意思就是‘冷淡的，对一切见怪不怪，我行我素，不再像上一辈那样处处喊口号了’。”（注：卫慧：《痛并快乐着》，《南方文坛》1999年第6期。）卫慧的这番话表明了其在写作与生活上所持取的同一姿态，凭着这种姿态，她是根本不会担负任何历史抑或使命的。 因为本身历史分量的缺失，这些“新人类”对于历史意义的所在明显无动于衷，她们甚至无意让自己去成为创造历史的人。她们的写作不是历史性的，只是空间性的——稍纵即逝的一次性现实消费；它压根承受不了什么。此种写作情状也决定了她们不会为自己的叙述寻找什么特别的表达效果，其根源在于她们并不以为自己或身边的生活有什么特异之处。她们这些作家“已经习惯于站在河边脚不沾水地看生活的河流流淌，看别人在水里挣扎，自己安全地心宽体胖地写写弄弄，用概念化的东西创造故事”。（注：卫慧：《痛并快乐着》，《南方文坛》1999年第6期。）她们毫不关心过去和未来，而甘愿成为生活中的冷眼旁观者。所以，卫慧认为自己“永远学不会一惊一乍地写故事，尽管故事本身可能很离奇，很另类，但叙事的姿态一定会是自然而然的”。（注：卫慧：《痛并快乐着》，《南方文坛》1999年第6期。）平淡甚而冷漠的写作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应该说是由她们当下的现实生活状态所造就的。她们在充分享受着高度发达的商业社会所提供的物质快乐时，身体不断获得的满足令其对社会的认同感逐渐增强，而对社会的抵抗意识却在相应削弱。在经由消费实践化解着欲望焦虑的过程中，她们乖乖接受了社会的同化，且对其也愈发地依赖。“我每天凌晨四点睡，到上午十一点起床，我真喜欢这样的生活，太幸福，幸福得说不出话来。惟一的遗憾只是，看不到第一道阳光，但是可以看到，天慢慢地暗，天又慢慢地亮，多么神奇。”（注：周洁茹：《看着天亮》，《文艺报》1999年10月19日。）周洁茹如此抒发她对于生活的感受。至于卫慧，则摆出这样的生活姿态：“我还爱漂亮衣服、名贵香水、垃圾音乐、淡淡的香烟和畅销而聪明的书籍，它们一直围绕在我的生活中。”（注：卫慧：《我还想怎么呢？》，《作家》1998年第7期。）除了对幸福而平庸的生活现状的自满情绪，看上去再没有什么可令她们顾虑和憧憬的了。所以，金仁顺会说：“幸福这个词像空气一样充满着我们的生活，过分轻易过分频繁地被提及使得幸福日渐变得随意平凡，最终它会失去所有的意义变成名词本身，它们轻盈地从人们的口中发出，飘落在空气之中。（注：金仁顺：《想象中的那一个世界离我们到底有多远》，《作家》1998年第7期。）幸福已经沦落为再平常不过的事实，她们对它的感觉以至于麻木。她们实在是轻松的一代，轻松得甚至有些厌倦了。所以，卫慧于又一篇小说中这样写道：“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静止、琐碎、平庸像一个大磁场悬挂在日常生活的顶部，地球像蓝色的草莓一样旋转，我们像空心草一样在这个该死的城市自生自灭。我们17岁不要上学不要工作是我们对生活的理想，我们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退休了在这个工业社会我们日夜游荡除了寻找自己的影子外无事可做。”（《硬汉不跳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