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的迅猛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语境，改写了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对象，引发了一场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危机。 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文学理论知识型是一种审美主义文论话语体系。这一话语体系以“审美”为知识叙事的核心，“审美意识形态”是文学之为文学的本质规定，自律性成为文艺学学科自我合法化的标志。审美主义文论知识生产的现实语境可以概括为政治意识形态下的主导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合谋。主导文化以“拨乱反正”为旗帜掀起思想解放运动，而精英文化高扬人的主体性，恢复被政治异化的人的精神性、情感性及至潜意识的合法地位。在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实践中具体表现为对文艺学学科自律、自主性的诉求，形成了审美理想主义的知识话语系统。 20世纪90年代开始，大众文化异军突起，成为20世纪对中国社会影响最大的文化现象之一。大众文化的兴起是一场“去精英化”和“解神圣性”的文化解放运动。充满审美理想主义色彩的精英的、自律的、自主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受到这场文化解放运动的强烈冲击和挑战。同时，大众文化改写了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对象，由过去以文学活动四要素中的某个要素为中心，转变为对四要素及其之间关系的综合性研究：从对传统单一纸质、文字文化时代的文学艺术的研究，演变为对多媒介、视觉化、电子文化时代的新型文艺活动的研究；从传统文学作品的文本、创作、接受的研究，转向对文艺作品全新的生产、传播、接受方式的研究；从单纯的阅读经验、作品意义的分析，扩大为对作为表意符号系统的文艺作品的意义指涉、话语策略、意识形态功能、性别意识等全新内容的研究等等。 于是，进入90年代之后的文学理论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知识生产的危机。这场危机既是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内部的范式危机，也是一种面对新的文化现实的理论阐释危机，更是一场来自知识分子参与社会公共文化实践的理论言说能力的危机和知识分子阐释焦虑的精神危机。由此引发了人文精神大讨论，文艺学边界之争，日常生活审美论争，中国文论“失语症”的论争，出现了文学终结、文学理论终结等一系列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危机。 大众文化在引发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危机的同时，也造成了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分化，这是同一过程的一体两面。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在大众文化影响之下发生分化的具体表现为：主导范式理论形态分化、研究对象分化和知识生产主体的分化。 首先，80年代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主导范式是审美主义理论形态。大众文化既是一种世俗文化、都市文化、商业文化，也是一种媒介文化、视觉文化、电子文化。这种文化影响之下产生的大众通俗文学、大众文艺、新媒介文艺也自然而然的带有通俗性、草根性、娱乐性、商业性、世俗性等特征。单一的审美范式的文学理论在纷繁复杂的新的文艺现实面前失去了阐释的效力。因此进入90年代之后的文学理论知识形态内部必然产生分化，出现了多元共生的“文化研究”的知识生产实践，诞生了诸如文化诗学、文化批评、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生态主义等多元的知识生产形态。其次，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对象由80年代的传统经典文学分化为大众文艺、通俗文艺、新媒介文艺、网络文艺等多种文艺类型。由对文学作品的审美特质、文学作品的本体、创作、接受、批评的某个方面的专门研究，分化为对新型文艺文本意义符码的编码解码方式、意识形态特征、生产传播消费方式等问题的全面研究。再次，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主体也在大众文化时代发生了分化。80年代作为启蒙者、知识立法者的学术共同体，在90年代大众文化到来后，似乎一夜之间这个群体就发生了分化，有的知识分子放弃了传统学术进入文化产业领域；有的摇身一变，成为了文化明星；有的则依然固守传统，坚守“诗情画意”的审美主义的知识生产场域。 大众文化兴起呼唤中国的“文化研究”。传统文化理论知识生产的危机与分化，促使新的文艺学知识生产范式的诞生，有的学者把这一新范式称作“大文艺学”，有的称作“文化诗学”，还有的叫做“文化批评”。这些不同称谓的文艺学新知识生产范式的“元话语”即是“文化研究”。 中国“文化研究”的历史性出场虽然受西方“文化研究”的影响，但更为直接的语境就是中国文化现实的呼唤，尤其是中国大众文化的兴起。与中国情况完全相似的事实是，英国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同样脱胎于传统文学研究，最初同样开始于对大众文化本身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脱胎于利维斯传统的英语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的文化研究思潮，开始了西方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文化转向。这一研究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英国几位新左派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文艺理论家，如威廉斯、霍加特、汤普逊、霍尔等人。他们完全抛弃了法兰克福学派对待大众文化的消极的精英主义立场，将大众文化看作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形成了大众文化研究的“文化主义”知识范式。在这一范式看来，大众文化绝不是一个独立、自足的研究领域，而是各种群体(阶级、种族、民族、性别等)利益冲突和争夺的空间，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场所。文化研究思潮的理论来源包括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索绪尔的语言学、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历史主义、文化人类学，也包括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符号学、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等。文化研究是一种跨学科的知识生产领域，几乎横跨了一切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除了最主要的文学、人类学、社会学和传媒学四个学科之外，还包括心理学、语言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音乐学、哲学、地理学、教育学，甚至商业管理学，等等。从方法上看，文学批评和艺术理论的“文本分析”、社会学与心理学的“问卷调查”，以及人类学的“民族志”、“个案”研究等，如今已成为文化研究者流行不衰的主导方法。研究旨趣表现出强烈的当下性、实践性、意识形态性和政治性特点。 西方文化研究对于中国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启示表现在：从西方文化研究的起源可以看出，文学的审美特性只是近代的产物，在文化研究者看来，文学本来就是文化的一部分，是人的一种生存方式。因此，文学理论审美主义范式分化为多元的知识生产范式，恰恰是适应对作为人的一种生存方式的文学艺术进行全面综合研究的内在需要。从文化研究者的学术身份来看，他们的文化身份是多元的，而中国文化研究者几乎均来自文学研究领域，新的研究范式要求文艺理论生产主体需要跨学科的知识背景和知识储备。文化研究作为跨学科的知识生产领域对现代学术体制提出了挑战，文学理论的边界之争及研究对象的拓展，说到底是文学理论学术体制内与体制外知识生产较量后的结果。同时文化研究也引发了知识分子文化身份与角色的一次重新定位，引发了文学场域内的知识分子话语权力、文化资本的一次争夺与较量，这场争夺和较量的结果也必然导致知识生产价值取向的“去精英化”以及知识生产主体的分化。文化研究方法论的多元，使中国的文艺学知识生产获得了方法论启示，文艺研究方法也不能仅仅局限于审美阐释一种方法，更要吸收文化研究的多元方法。总之，文化研究将成为大众文化语境下中国文艺理论知识生产的绕不开的历史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