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有地域性，这一事实似乎很早就受人注意。 《文心雕龙》称北方早出的《诗经》为“辞约而旨丰”“事信而不诞”，是质朴的“训深稽古”之作；称南方后起的《楚辞》则为“瓖诡而惠巧”，“耀艳而深华”，并将此“奇文郁起”的原因归于“楚人之多才”①，多少接触到地域与文学的关系。唐代魏徵在《隋书·文学传序》中，有意比较了南北时期南方和北方文风的殊异： 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泳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② 他注意到了地理环境参预文学风格的形成，这一看法对后世文论家影响甚大。到法国十九世纪文学史家丹纳，则在他的《英国文学史》引言中，明确地把地理环境与种族、时代并列，认作决定文学的三大因素。他们都把文学品种、风格的生成与地域条件挂起钩来，考察地域带给文学的影响，揭示了文学发展的某种客观真理。 可惜的是，他们对于地域的理解，注意力似乎过分集中在山川、气候、物产之类自然条件上，而对构成人文环境的诸般因素则相对忽视，这就可能流于机械和肤浅，不易说明地域对文学影响的那些复杂、深刻的方面。自然条件对人和文学当然有重大的意义，尤其在初民时代。但是，地域对文学的影响是一种综合性的影响，决不仅止于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更包括历史形成的人文环境的种种因素，例如该地区特定的历史沿革、民族关系、人口迁徙、教育状况、风俗民情、语言乡音等；而且越到后来，人文因素所起的作用也越大。确切地说，地域对文学的影响，实际上通过区域文化这个中间环节而起作用。即使自然条件，后来也是越发与本区域的人文因素紧密联结，透过区域文化的中间环节才影响和制约着文学的。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古国，各少数民族固然有不同于汉族的地区文化，就是在汉族居住的广大地区，由于历史沿革、地理环境以及诸种人文因素的殊异，也同样形成了许多具有不同质态的区域文化，例如齐鲁文化，吴越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陕秦文化，三晋文化，燕赵文化，闽台文化，岭南文化，客家文化，关东文化等等。到近代，在沿海一带，还产生了上海、香港为代表的大都会文化。区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这里所说的传统文化，自然也包括近百年来对外开放过程中形成的新传统文化在内。对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来说，区域文化产生了有时隐蔽、有时显著然而总体上却非常深刻的影响，不仅影响了作家的性格气质、审美情趣、艺术思维方式和作品的人生内容、艺术风格、表现手法，而且还孕育出了一些特定的文学流派和作家群体。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是在西方近代文学的启迪下兴起的。但就具体作家而言，往往同时也接受着包括区域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有时是潜移默化的濡染，有时则是相当自觉的追求。以鲁迅为例，年轻时就喜爱绍兴目莲戏中“女吊”这样“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③，自己并曾参加演出。他对越文化极有感情，不但在辛亥前夕编定了有关会稽历史地理的逸文《会稽群古书杂集》，而且悉心搜集乡邦先贤富于反抗思想和爱国精神的种种文献。鲁迅对宋代陆游、明末王思任等故乡杰出人物，尤其怀有深挚的敬意，晚年还在信中引王思任的话说：“‘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身为越人，未忘斯义。”④可见越文化对他精神气质渗透之深。鲁迅以外，沈从文之于楚文化，老舍之于京都文化，李劼人之于巴蜀文化，赵树理之于三晋文化，穆时英、张爱玲之于上海文化，柳青、陈忠实之于陕秦文化，大致情形莫不如此。因此，从区域文化的角度来探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构成一个新的重要的研究视角和研究途径，它将使人们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认识获得进一步的深入和拓展，反过来，也将加深人们对不同区域文化特质的理解。这就是我们所以要编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的缘由和宗旨。 从区域文化的角度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并不是要为各个地区撰写二十世纪文学史，而是要选择那些有明显区域文化特征的重要作家、文学流派或作家群体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区域文化怎样渗透进了这种文学，为这种文学打上了那么独特的印记。这就提醒我们：撰写这类专著时大可不必求全，不必担心遗漏某些与区域文化关系不密切的流派、社团和作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出现过不少流派或作家群体，其中区域文化特征比较鲜明的，是海派、东北作家群、山药蛋派、京味小说等。像文学研究会、创造社、七月派、九叶派，虽然文学史上颇有影响，却是跨地区的社团或流派，并无明显的区域特征，可以不进入我们的视野（至于其中某位作家的创作可能具有某种区域特征，则是另一回事）。作家也是如此。湖南作家很多，但如果研究湖南文学与楚文化，那么恐怕应该抓住几位典型的作家如沈从文、叶蔚林、古华以及五十年代的周立波等，有些作家可略而不谈。要研究四川文学与巴蜀文化，选择巴金也不太合适（虽然他是有重大贡献的大作家），而选取李劼人、沙汀则典型得多。总之，不在一个地区所有作家身上平均使用力气，正是为了更好地认识该地区文学与文化的某些独有的特征。 从区域文化的角度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似乎还可以注意抓取典型的具有区域特征的重要文学现象作为切入口。例如，浙江自“五四”新文学起来以后，出了那么多著名作家，各自成为一个方面的领袖人物和代表人物：鲁迅是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乡土小说和散文诗的开山祖；周作人是“人的文学”的倡导者，现代美文的开路人；茅盾是文学研究会的主角，又是社会剖析派小说的领袖和开拓者；郁达夫则是另一个新文学团体创造社的健将，小说方面的主要代表，自叙传小说的创立者；徐志摩是新月社的主要诗人，新格律诗的倡导者；丰子恺则是散文方面一派的代表；等等。如果说五四时期文学的天空群星灿烂，那么，浙江上空的星星特别多，特别明亮。这种突出的文学现象应该怎样解释？除了越人自古以来自强不息、耻为人后这些文化心理因素之外，是不是和最近一百多年浙江得风气之先，反清救国走在前列，去外国的留学生也特别多有关系呢？在浙江作家的小说中，我们确实最早看到了外国资本主义渗入所引起的种种变化，包括意识形态上的变化（如愿意买洋货，海员的家庭观念淡薄，市侩势利心日炽，等）；这些区域性的特点，是否和上述文学现象也密切关联呢？实在很值得研究者去思考和探讨。从这个切入口进去，也许可以深挖出很多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