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波兰现象学美学家英加登（Roman Ingarden,1893—1970）的文学文本层面说被引进以来，有关文学文本层面的研究受到了持续的关注。这里打算在讨论英加登及韦勒克的文学文本层面论基础上，吸收近年媒介及修辞研究的成果，对汉语文学文本层面提出一种新的划分方式，并进而就其中的余衍层作出简要分析。我知道这种文本层面划分方式在文学理论的消费及政治维度等话题正热的当下，可能会被视为有点陈旧，从而未必能讨得半点好；但我还是坚持认为，如今作出这种划分对理解现代汉语文学传统、特别是其中的文本层面构造传统，确有某种必要。同时，借鉴当今媒介论和修辞论的研究成果，对当前汉语文学的意义构造系统及其在社会生活中发生影响的具体方式，或许可以找到一种理解途径。 一、文学文本层面论：从英加登到韦勒克 近八十年前，英加登在《文学的艺术作品》（1931）中提出了著名的文学文本四层面说。这四层面如下：一是语音层面（sound－stratum），是指字音及其高一级语音组合，这属于文学文本的最基本层面，是由语音素材来传达的携带可能的意义的语音组织，它超越语音素材和个人阅读经验而具有恒定不变的特性；二是意义单元（unites of meaning），是由字音及其高一级语音组合所传达的意义组织，它是文学文本的核心层面，与其他层面相互依存，但又规定着它们；三是多重图式化面貌（schematized aspects），是由意义单元所呈现的事物的大致略图，包含着若干“未定点”（spots of indeterminacy）而有待于读者去具体化；四是再现的客体（represented objects），是通过虚拟现实而生成的世界，这是文学文本的最后层面。这四个层面都各有自身的审美价值，但又相互渗透和依存，共同组成文学文本的层面构造。任何文学文本都必定包含这四个层面。此外，英加登又补充说，在某些文学文本中还可能存在“形而上特质”（metaphysical qtualities），如崇高、悲剧性、恐怖、震惊、玄奥、丑恶、神圣和悲悯等。可以说，这种“形而上特质”并不属于文学文本必有的层面构造，而仅仅在“伟大的文学”中出现①。英加登的文学文本四层面说运用现象学方法明确、具体和细致地区分了文学文本的层面构造，并且通过认可“形而上特质”而为把握文学文本的深层意蕴留下了理论地盘。 美国文论家韦勒克（Rene Wellek,1903－1995）在英美“新批评”的文本语言中心论的基础上，吸收了英加登的上述文本四层面论，提出了文学文本五层面说。不过，他这五层面是包含在与文学文类、文学批评和文学史问题交织在一起的更具综合性的八层面说中的。这八层面如下：（1）声音层面，具体是指谐音、节奏和格律；（2）意义单元，它决定文学作品在形式上的语言结构、文体以及对此做系统探讨的文体学规则；（3）形象和隐喻，是指位于所有文体设置的最中心的诗意，这需要在下一层面具体讨论；（4）诗的特殊世界，是指由象征和被称为诗的“神话”的象征系统所构成的层面；（5）模式和技巧，是指具体的叙述手法层面；（6）文类，是指文本的具体存在类型；（7）评价，是指对于文学文本的批评和估价；（8）文学史，是指文学文本的发展与演化历史，以及作为一种艺术史的内部文学史的可能性②。在这八层面中，前五层是具体的文学文本层面，而后三层则是韦勒克从文学文类、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角度加进去的。因此，严格说来，他的文学文本层面说还只是一种五层面说，即文学文本包含如下五层面：声音、意义单元、形象和隐喻、诗的特殊世界、模式和技巧。 这五层是基本比照英加登的四层来设计的，只是将英加登的第四层分化为抒情（诗歌）和叙事（小说）两层面来谈。韦勒克的主要贡献在于，从扩展“新批评”的文本分析权威的角度，通过将原本不大为英美文学界所知晓的英加登理论引进文学理论中，为文本层面划分提出了新的具体办法。只是当他固守于“新批评”的文本中心立场而忽视文本与更广泛而又复杂的文化语境的修辞性联系时，他的论述在今天就显得有些狭隘了。 二、文学文本层面新探 应该如何认识文学文本的层面？我的出发点在于如何把握当前新的文学文本层面问题，由此出发去借鉴以往的中外文学文本层面理论。这种新的问题显著地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媒介在当前汉语文学文本中的作用是如此微妙而又重要，以致已到非正面回答不可的地步了；二是文本不再被视为独立的审美-语言结构，而与看来属于文本之“外”的种种社会、文化因素具有复杂的修辞性关联，而这种复杂而多样的修辞性关联也已到必须正视的程度了。文本之“内”与“外”说到底其实还是“新批评”等流派、特别是韦勒克所做的人为假定。在文学文本的修辞构造中，形式与意义、情感与社会、审美与思想等实际上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对文学文本层面的讨论，不应当继续固守“俄国形式主义”和“新批评”以来的文本中心论立场，而应当加入媒介和修辞实践两大要素。 《庄子·天道》中的论述，对认识文学文本层面应具有一种启示作用。庄子指出：“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这里的论述虽然因《天道》篇可能出自汉人伪托而不一定出自庄子本人，其可信度和权威性受到质疑，但并不影响它来自古人这一事实。这段话的意义在于，它在中国文献里较早明确地区分了文学作品中作为媒介的“书”与作为语言形式组合的“语”的不同。它指出，世人所珍贵的“道”是通过“书”（即书籍）这种媒介来传输的，而“书”不过是承载“语”的媒介，“语”自有其可贵处。但“语”的可贵处不在它本身，而在它所呈现的“意”。“意”总是有所指的。“意”的所指却又不能用“语”来表达，而世人因为珍贵“语”才传之于“书”。世人虽然以“书”为贵，我却以为“书”不足珍贵，因为所珍贵的并不是真正应该珍贵的。作者在这里尽管是从庄子式“绝圣弃智”的否定性立场谈“书”论“语”说“意”的，但毕竟揭示了“书”这一文字媒介在他那个时代传输中的基本作用：书是传输语言的媒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