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文学研究领域中出现的“语言学转向”给文学理论和批评带来了重大的变革，语言论文论①的异军突起成了文学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纵观整个20世纪，语言论文论的发展从整体上说存在两条路径：其一是以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新批评、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五大文论为代表的“向内转”的发展方向，它们都不约而同地吸收了现代语言学革命成果和20世纪之初的语言哲学的成果，把研究重心放在文学语言的内部形式和结构特征的分析上，强调文学语言符号的自治性和系统性，相对忽视了文学语言与社会生活的联系；其二则是为了弥补和超越前者封闭狭隘的缺陷而发展起来的“向外转”的路径，以巴赫金的言谈理论、后结构主义福柯的话语理论和英美言语行为理论应用于批评形成的三大文论为代表，它们都从各自不同的视角出发，重建了语言与人类社会生活、文化历史的密切联系，对文学研究、语言论文论后期的发展都产生了直接影响作用。巴赫金和福柯的理论在我国文论界已引起了普遍的重视和介绍，但是英美言语行为理论及其批评则很少被注意。本文试图填补这一空白，简述言语行为理论的主要观点及其在西方文论界的运用，并试图论述和指出它对我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的重要意义。 一 言语行为理论的主要内容和特征 言语行为理论是由英国日常语言学派哲学家奥斯汀于1955年在哈佛大学的讲座中提出，后经美国哲学家约翰·塞尔等人的系统阐释和发展形成的一种语言哲学理论，现已成为当代语言哲学和现代语用学的核心内容之一。 言语行为理论的基本前提很简单，那就是人们在说话时不仅仅只在说话，同时也在做事，是通过说话在做事，即以言行事、言中有行。例如一位国家领导人在某个庆典大会上宣布：“我宣布××大会现在开幕！”他不仅是说出这句话，同时也在做“宣布”这件事。用言语行为理论的术语说，他在说这句话的同时，也做了“宣布”这个施事行为，他的话具有“宣布”语力(言语力量)。 以言行事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现象，人们几乎每时每刻都在用语言做事，这实际上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一种语言功能，但是最深刻的往往是最简单的，也往往最被人所忽略。直到20世纪，一些现象学哲学学者和人类学家才注意到这一语言现象②，而奥斯汀和他的学生塞尔则在这方面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他们提出和发展的“言语行为理论”最为系统地论述了这一现象。 从整体上看，言语行为理论有如下几个特点，值得文论界注意： 第一，言语行为理论为语言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言语行为理论既不关心语言自身的形式结构特征，也不热衷于语言的潜在系统，而是强调语言的行为性和实践性功能，即要知道人们以言能做何事，如何去做，会产生什么效果。言语行为理论强调的语言的行为功能和实践功能是对人们习惯认同的描述和反映的语言功能的突破和超越。众所周知，人们对语言的理解，各个时代以来，大多以“事物—思想(或观念)—语言”的模式为主流，即是说“认为思想或观念反映事物，而语言是思想或观念的外在表达符号或工具，语言的优缺点就在于它们是否准确地表达了思想或观念”③。而言语行为理论则认为这种长期居于主流的语言反映功能实际上只是语言行为和实践功能的派生，这就是说，语言的行为功能，是语言最基本的功能，在语言诸功能中处于支配地位，描述和反映等其他诸多功能只是这一功能的派生。奥斯汀最初把语言从功能上划分为“记叙话语”和“行为话语”(或“施事话语”)两大类型，后又把记叙话语并入到“行为话语”中就表明了这一点。言语行为理论的这一观点得到人类学研究的支持，人类学从语言功能的原发性和基础意义上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经过多年的研究，在1923年《原始言语中的意义问题》中曾指出“语言的原始功能是作为一种行动方式，而不是思想的对应物”。他从人类学角度，通过对一个民族的文化生活和风俗习惯的考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语言在最初的时候“从来没有仅仅被用来做反射思想的镜子”，这是“语言的一种很牵强的派生的功能”。“在最初的使用中，语言作为人类行为，是连接人类一致行动的纽带。它是一种行动方式，而不是思考的工具。”④因此，言语行为理论强调的语言的行为功能和实践功能，不能只简单理解为是对语言功能的一种新发现，其意义要更为重大，它将改变人们对语言性质的认识，为语言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与巴赫金的言谈对话理论相似，言语行为理论要求人们首先要从人与人的交往行为实践中来理解和把握语言。 第二，言语行为理论另一个突出的特点可谓是其“超”语言学性和开放性。这个“超”语言学性和开放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言语行为理论对语言的考察注重从语言的行为功能角度出发，认为语言在本质上是人类的一种特殊的交往行为，这就使人们对语言的考察突破了纯语言学的范围而纳入到人的行为这个广阔的背景中加以考察，使现代语言学研究从注重形式结构内部研究走向广阔的人的行为、社会生活实践的大空间。突破了形式结构主义封闭的局限；其次，言语行为理论的“超”语言学和开放性还体现在它心灵哲学的密切关联上，奥斯汀杰出的学生美国哲学家塞尔在发展和完善言语行为理论时，特别发展了言语行为与意向性的关系，把对语言的考察与语言的使用者联系起来，认为言语行为的表征能力不是语言本身固有的，而是源于心智的意向性，从而使言语行为深入到人类心智力的层面，与人的心灵意识发生关联，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心理主义传统。塞尔的这一做法虽然也遭到不少学者的反对，但是从根本上看，塞尔不仅遵循和发展了奥斯汀的思路，而且也遵循了后期维特根斯坦开创的新语言哲学思路，即把人引入、置于语言哲学的中心，从人的角度去审视语言的本质、功能、构成和意义问题。这与早期建立在反心理主义基础上的逻辑主义语言哲学思路截然相反，言语行为理论这一做法展示出自身的开放性，在语言哲学诸理论中是独树一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