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辱志不降，吹尽狂沙始到金 1949年后，王元化先生负责《时代》杂志的编辑工作，同时经郭绍虞先生推荐在复旦大学任教，撰写评论文章也一直没有停顿。1951年，他被调至华东局宣传部文艺处，不久，又调当时规模相当大的新文艺出版社任总编辑、副社长，同时任出版局和上海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他在《舒同书法集书后》中，回忆了在三反五反运动中的经历：“平时说说笑笑的同志，突然全都绷紧了脸。开会时空气顿时紧张起来，我感到很不习惯。一次会上大家说完，轮到我去批评那位我并不认为有问题的怀疑对象，我实在说不出，但又不能不说，而要说又不知说什么，既紧张又惶恐，憋了半天，哇一声哭了出来。一位同情我的同志批评我受到19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文学影响太深，划不清人道主义思想界限，总算结束了这种窘困局面。”王元化已然意识到，今后“恐怕就不可能这样轻松过关了。”但是，他依然无法改变自己宽厚的天性，对一些所谓有问题，有些还是相当严重问题的人，时常情不自禁地伸出援助之手。已经有很多象鲲西先生《还书记》这样的文章记述了这些事情。 署名方典的《向着真实》由新文艺出版社于1952年出版，不久就印行了三版，1955年被禁。王元化后来在文章中说：“我完全没有料到在以后历次文艺思想批判的政治运动中，写真实竟会成为最受攻击的目标之一，经历厄难。”1954年底，他又被调至复衍任书记的上海文艺工作委员会担任文学处处长。几乎于此同时，株连极广的反胡风运动开始了。王元化在1945年就已经认识了胡风，但是交往不多。当时地下党文委的一位负责人说胡风有严重政治问题，王元化表示缺乏证据，并因此在解放初未被安排工作。他在筹建新文艺出版社时又举荐了张中晓，后又出版了两本胡风的事，新文艺出版社就被认为是胡风的老窝了。1955年4月底，张春桥接替调京的夏衍， 出任文委书记并成为反胡风专案组成员，就立即将王元化隔离，自同年6月至1957年2月下旬，先后幽禁在两个地方。家人也全然不知他身在何处。据彭柏山夫人朱微明《柏山和胡风及胡风事件》：“因为元化坚决不承认胡风是反革命，张春桥对他百般折磨。”李子云在《良知的痛苦，艰难的挣扎——周扬同志印象》中说：“曾听说周扬同志提出王元化同志是党内少数的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造诣较深的学者之一，如果他肯承认公布的关于胡风集团的三批材料属于反革命性质，尽量将他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王元化同志仍然坚持拒绝，结果戴上了胡风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王元化虽然在当时尚未也不可能从学术角度对意图伦理做出后来的批判，但是，他反对因态度立场对人物、事件定性的态度是一贯的。直到1957年初的隔离时期，他还坚持自己的这个观点，对组织上派来和他谈话的人讲，不能因为胡风与周扬文艺观点不同即将胡风打成反革命，还为张中晓辩护，说他是一个纯朴的青年。结果当然受到严厉呵斥，被指为对抗组织审查。不是过来人是很难体会这种苦难的。王元化以后在《序无梦楼随笔》中沉重地写到：“在隔离审察中，由于要交待问题，我不停地反覆思考，平时我漫不经心以为无足轻重的一些事，在一再追究下都变成重大关节，连我自己都觉得是说不清的问题了。无论在价值观念或伦理观念方面，我都需要重新去认识，有一些更需要完全翻转过来，才能经受住这场逼我而来的考验。我充满各种矛盾的思虑，孰是孰非？何去何从？在这场灵魂的拷问下，我的内心发生了大震荡。过去长期养成被我信奉为美好以至神圣的东西，转瞬之间轰毁了。我感到恐惧，整个心灵为之震颤不已。我好像被抛弃在无际的荒野中，感到惶惶无主。这是我一生所遇到的最可怕的时候。至今每一念及，犹有馀悸。”他为此患上了心因性精神病。经济来源也几乎断绝，他只能为书店翻译书稿。不久，所谓的3 年自然灾害也发生了，王元化还患上了肝炎。在如此艰困的条件下，他与父亲维周先生一起翻译了《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这是译本很难读的书，难度极高，但是，译本的翻译质量之高是罕见的。只要举一个例子就足够了。此书有很多从方言而来的地名音译，要将它们复原为汉语远非一件轻松的工作。其中有一个地名，王元化断为“芦墟”，而太平天国史专家罗尔纲先生认为应作“用直”，后来证明还是王元化所断为确。1959年底，他被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开除党籍，行政降六级，随后被安置在作协文研所。 在以后的岁月里，王元化所遭受的折磨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文革开始，他自然在劫难逃，被打成历史、现行反革命。1970年至1972年，再次被隔离审察，心因性精神病再次发作，少年时的眼病复发，某天早上醒来，右眼完全看不见了，幸好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治愈。绝大多数原来的朋友当然是不再往来了，肉体上、物质上的折磨伴随着精神上的孤寂，压迫着王元化。王元化所作七律《送柏山上路》有句云：“豪情都作断肠梦，岁月渐催鬓发斑。心事茫茫谁堪诉，问君更得几时还？”实在是王元化心情的最好写照。 但是，公道和正义感并没有在人心中死绝。好几位著名学者，如韦卓民、熊十力、郭绍虞、朱维基先生依然尽可能地帮助他。值得注意的是，这几位先生正好分别对应于王元化自己致力最深的几个领域，分别是：韦卓民之与黑格尔研究，熊十力之与佛学（主要反映在《文心雕龙》研究中），郭绍虞之与古代文论及《文心雕龙》，朱维基之与莎士比亚译介。王元化也就在连生存和存在都几乎成为问题的环境下，以常人难以想像的坚韧意志，在根本不知道自己呕心沥血的研究成果是否还有出版问世的一天的情况下，沉潜往复，从容含玩，埋头于思想与学术、思辨与反思的海洋里。事实上，这些文字的发表也都在十年以后了。还是让我们引用他曾经引用过的罗曼·罗兰在《约翰·克利斯多夫》里的话吧：“他的目的不是成功，是信仰！” 需要指出的是，依照现代学术的分类理论，这些领域可以说都相隔甚远，大概不会有哪位学者彼此兼顾。然而，王元化这么做了，因为他已经超越了世俗的计算，因为他不仅是一位学者，而更是一位信仰者。尽管这些领域在他的思想学术旅程中绝不是孤立分离，而是互相关涉、互相交融的，我们在评述时却只能无奈地略作区分了。 王元化被安置到文研所后，应一些青年之邀，给他们讲授《文心雕龙》，从而开始了《文心雕龙》的研究。1979年出版的《文心雕龙创作论》是一部在体例上略仿阎百诗《尚书古文疏证》的专著，不过，其主要部分均在文革中完成。这是部开创性的、有典范意义的著作，奠定了王元化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出版后引起了极大反响，其范围绝不局限于文学理论界。创获之多之大，都不是本文可以全面论述的。我们只能就他采用的研究方法，在书中选取几个首发之覆，略加评述。其实，王元化在1964年撰写的《文心雕龙创作论八说释义小引》已经作了自我说明：“《释义》是掌握了清理和批判的原则对《文心雕龙》创作论进行剖析的，不过在论述方面，《释义》的正文和附录各有其不同的重点。正文侧重于清理，因为正文的任务是按照刘勰理论的本来面目忠实地揭示它的原有意蕴，这样就不宜在这个重点之外，另生枝节干扰阐述的主要线索，分散读者的注意。所以《释义》就把批判划归附录，作为附录的重点之一。自然就研究方面来说，清理和批判不能截然分割。只有经过了批判才能真正清理出刘勰理论的原来面目，同时也只有真正辨清了刘勰理论的原来面目之后，对它的批判才是中肯的、实事求是的。但是，在表述研究的成果时，仍不妨使正文和附录各有侧重的一面。不过，我们应该把正文所侧重的清理，理解作经过了批判的清理，把附录所侧重的批判，理解作经过了清理的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