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文精神”的论争 九十年代，随着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商业文化迅速崛起。中国文坛由反左和声讨“文革”罪行结成的“契约情势”，逐渐化解为文人个体对当前文学位置及其作用的独立思考和重新审定。“人文精神”的讨论即在这种背景下出现。 这场讨论可以从《读书》杂志1994年辟出“人文精神讨论”专栏为起点。迄今，如《作家报》、《中华读书报》、《文汇报》与《上海文学》、《文艺争鸣》、《东方》、《十月》等报刊已刊发各类文章六十余篇。当前文坛上的一批颇为活跃的作家与理论批评家，围绕“人文精神”的定位、失落与重建，文学在当代社会的取值与发展等问题，各陈其见，争异颇多。现将其中的主要论题和论点概述如下，供读者思考。 （一）“人文精神”讨论起始 1993年第一期《读书》发表王蒙《躲避崇高》一文，认为王朔等一批作家实际上颠覆的是以往流行的“伪道德伪崇高伪姿态”，是对文坛这种长期不正常现象的纠偏或调整。他说，自“五四”以来，我们的作家虽然屡有可怕的分歧与斗争，“但都自以为是，努力做到一种先行者，殉道者的悲壮与执著，教师的循循善诱，思想家的深沉与睿智，艺术家的敏锐与特立独行，匠人的精益求精与严格要求，在读者当中，他们实际上选择了先知先觉的‘精英’形象，高出读者一头的形象。”王朔一反这种流行的文学观念，“有意识地与那种‘高于生活’的文学、教师和志士的文学或者绅士与淑女的文学拉开距离”。王蒙认为，王朔“亵渎神圣”的原因“首先是生活亵渎了神圣，我们的政治运动一次又一次地先残酷地‘玩’了起来的！其次才有王朔。”“王朔的玩世言论尤其是对红卫兵精神与样板戏精神的反动”。 对王朔等作家在90年代前后期作品的不同评价，是引发这场人文精神讨论的重要线索之一。张宏等人认为王朔的作品以“调侃的态度冲淡了生存的严肃性和严酷性。它取消了生命的批判意识，不承担任何东西，”“王朔正是以这种调侃的姿态，迎合了大众的看客心理，正如走江湖者的卖弄噱头。”讨论由此分别向90年代的前后延伸，涉及到对“新时期文学”与“后新时期文学”的总体形势的评价。徐中玉认为，现在文艺创作“虽有一些较好的作品，一般中不溜，少理想，少热情，很少震撼人心之作。”王晓明认为，1987年以来，“小说创作一直有一种倾向，就是把写作的重心从‘内容’移向‘形式’，从故事、主题和意义移向叙述、结构和技巧”。从这种“先锋”以及后来的“新写实主义”中，“我却强烈地感受到一种共同的后退倾向，一种精神立足点的不由自主的后退，从‘文学应该帮助人强化和发展对生活的感应能力’这个立场的后退，甚至是从‘这个世界上确实存在着精神价值’这个立场的后退。”“我觉得这种后退而又自欺的现象，把这个时代人文精神的危机表现得再触目也没有了。” 反对的意见认为上述论点“充满了斥责和教训的贵族式的优越感。”王蒙说：“人文精神我们姑且可以假定为一种对于人的关注”，但是“由于近代中国社会矛盾的尖锐性，阶级斗争、党派斗争与政治斗争特别是军事斗争的残酷性，由于广大农民的革命参与及革命主力军的作用，也可能还是因为中国特有的把人伦的‘伦’看得比人还重要的传统”，“一般的，欧洲文明式的”对人文精神的承认，“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曾经是太奢侈太陌生了。忘记了这一点，便成了云端空论。”因此，对于“一个未曾拥有过的东西，怎么可能失落呢？”张颐武认为“中国当下的文化确实有各种复杂的挑战，但只有深入地了解和探讨它，才可能找到新的可能性。”他强调知识分子“必须和世俗的人们不停地对话和沟通，对中国正在发展中的大众文化有更为明澈而机敏的观察与思考。”“我们无权把‘人文精神’变成一种绝对的目标，而只有在今天不断地进行新的思考，尽管这种思考会比简单的斥责或教训复杂也艰难得多。” （二）人文精神与文学的价值尺度 这场争论的特点是争论双方都不侧重于抽象的理论推演，不胶着于对某个概念做学理上的阐释。一般说来，人文精神的倡导者认为当前必须提倡理想、崇高、对人的终极关怀，必须关注人的精神取向。但他们一般针对的是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文学现状，并通过对现状的分析来发表各自对人文精神的理解。 在这里，文学的价值尺度再度成为论争的焦点。 谢冕认为：“文学的建设最终作用于人的精神。作为物质世界不可缺少的补充，文学营造超越现实的理想的世界。文学不可捉摸的功效在人的灵魂。它可以忽视一切，但不可忽视的是它终始坚持使人提高和上升，文学不应认同于浑浑噩噩的人生而降低乃至泯灭自己。”尽管我们的文学曾被广泛地用于政治，但如果“文学家们为此所惊吓而宁肯宣告文学‘无用’”，实际是”在倒脏水时连同婴儿一起倒掉。”对这种现状的由来，洪子诚等人认为：“八十年代所讨论的精神独立的问题，并没有真的成为‘历史’。……在当时，文学言论和写作中，就已出现两种互有联系的重要征象。一种是，以曾经被流徙于社会底层、对中国现实和下层民众有深刻体察的权威姿态，来宣扬一种认同现状和‘俗流’的世界观”，另一种是“在对历史所作的‘反思’中，采取一种将‘个人’加以‘悬搁’的处理方式”，“开脱了自己，逃避了反省，也就开脱了自己对于历史、对人类生活的责任。”“八十年代已显露端倪的精神萎缩症，不正合乎逻辑地推导出目前的对于‘识时务者为俊杰’生活和文学态度的证明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