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预知的、独一的、全新的“事件”(événement；event)完全颠覆我们既有的知识结构和认知方式，打破结构的禁锢，这是后结构主义对抗结构主义霸权的思想装置。在现代欧陆哲学中，事件之思萌生于现象学传统，文学艺术的本质被纳入“事件哲学”的思考中，形成两条诗学进路：一种是奠基性的现象学-解释学路径，事件以其优先性成为意义创造的前提，如列维纳斯的“审美事件”①；另一种是激进左翼的“哲学实践”路径，试图用断裂性、创造性的“事件”观来确证全球共产主义运动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如齐泽克在《事件》(2014)中对叙述的颠覆性与实践性的承认。保罗·利科在事件哲学的谱系中属于前者。20世纪70年代中期，结构主义逐渐式微，主体、历史、事件重回理论研究的中心，“重新发现事件”的思潮终结了结构主义的霸权。在胡塞尔的基础上，利科试图通过对事件的语义解释迂回寻找事件发生的历史意义，反思人类创造历史的基本方式。他将这种方法称为“事件解释学”(l’herméneutique de l’événement)②，在将其具体运用于对广义的人类叙述活动的理解时，文学的“叙述”成为关键。 一、事件的优先性 在遭遇一个毫无防备的事件时，我们如何去理解，事后又采取何种行动，这是一个关乎主体认知、实践的生存论问题。无论“事”不关己还是涉“事”已深，真正的事件令人无法置身事外。于是，我们看到哲学家对文学本质的追问多了一层来自事件的忧虑，典型的案例是阿多诺在《文化批评与社会》(1951)中宣称奥斯维辛之后写诗的野蛮性③。不管主体有没有切身经验，奥斯维辛作为事件逼迫主体重新思考文学在当代的存在方式，反思甚至颠覆在人文主义教育中习得的“美的艺术”(beaux arts)的观念，这就是事件的力量。 利科聚焦叙述的伦理学问题出于其解释学实践的需要，他一开始就与叙述学的理性逻辑保持了距离，也无意于文学批评范式的“转向”。20世纪80年代开始，文学研究领域发生了一场显著的“伦理转向”，具体涵盖如下内容：“从道德哲学的角度切入叙事性文本；叙述学中对伦理与小说关系的思考；批评实践中对叙事虚构作品中伦理问题的关注。”④韦恩·布斯(Wayne Booth)、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on)、亚当·纽顿(Adam Newton)等研究者纠缠于叙述作品的伦理复杂性，却普遍忽略了一个前提，即对叙述伦理性的奠基。利科的“叙述伦理学”并不单纯意味着一种研究趣味的变化，它是一种关于叙述行为的本体论：叙事性文本的所言(said)与言说本身(saying)被确立为特殊的人类伦理活动；文本的故事与话语、以文本为中介的主体交流，即作为行动的文学整体被视为与伦理息息相关的活动；忠实(fidèle)于事件成为一切叙述活动的基础。 利科的事件思想得益于胡塞尔的历史哲学。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一度远离历史与政治的胡塞尔发现自己无法绕开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的灾难性事件去思考历史的意义。胡塞尔并未以牺牲现实为代价换取纯粹观念的发生，历史的理性无法排除层出不穷且无法预料的事件，所以历史不是“进化”或纯粹的冒险，它永恒地处于运动之中。事件恰好溢出了形而上学的知识系统，成为一种无法被把控的危险存在。于是，一种基于因果律的解释机制被发明出来，每当新的事件发生，就可以将其纳入这种解释机制，视之为历史总体的子集。这在胡塞尔看来只是一种经验主义的主观感觉，人们得到的只是不严格的、前科学的认识：“一种关于空洞的一般性的自明性：即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的任何可能体验到的事件都是被因果地决定了的。”⑤相反，我们难以将事件整合到时间流之中，事件在过去和未来之间占据一个独特的位置：虽然某事发生在过去，但对当下存在的我们而言，事件仍以其发生之初的奇异性让我们震惊并开始重新思考、筹划未来。 利科在胡塞尔的历史哲学中读出的正是这种事件的现象学。面对发生的事件，我们难以用业已形成的知识结构将其打发为历史总体进程的一个链条，哲学需要承认事件开启存在的可能性，带着对他者经验的尊重，理解事件带来的新意义。于是，一种新的事件观得以浮出水面：“‘事件’(Ereignisse)最终都是不可预见的、独一无二的历史发生(Geschehnisse)，没有它们，意义的自在发生(Sich-Ereignen)便是不可能的。”⑥这是利科通过对胡塞尔的历史哲学的反思性解释得出的事件本体论。 事件在主体的呼应中真正地发生，于是，如何解释事件成为关键。利科认为单一的、不可重复的事件作为我们记忆的唯一痕迹(trace)，具有“自发的优先性”⑦。但在结构主义者那里，所有事件都可以安置到“逻辑”和“语法”的演绎中，如历史事件可以得到因果论、目的论的解释，文学则被拆分为事件、行动的组合排列。在利科看来，结构禁锢了事件的意义，他在《精神》杂志撰文指出，结构主义在取得绝对胜利的同时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即将历史排除在外⑧；《从文本到行动》(1970)再次击中结构主义的软肋，利科承认结构主义方法的有效性，但认为这只能被视为理解过程的一部分，“所谓结构的解释模式并没有全然穷尽文本的可能性”⑨。也就是说，运用语言学进行的解释是补充性的，在所有对事件的解释出现之前，人们面对的只有事件本身。在对诸多事件的思考中，利科认为生活中事件的发生源于一个最终的选择，这种选择往往是不可逆的，并受到各种中介的审查和权力的压制。唯独在文学的虚构功能中，各种思想的实验得以无限地展开，无须即刻做出选择，这就是仅由文学提供的想象的自由，而“想象不会容忍审查”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