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0257-5876(2003)03-0032-05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文艺批评写作的新潮文体在新的体验的前提下应运而生。此类文体的摇篮主要是具有大众传播效应的文艺杂志而非专业的学术期刊。不知是因为这种生态背景还是主观的预谋，或者兼而有之，在篇幅上，它呈现出十分克制得体的框架形态，一气呵成的阅读成为其文字的容量尺度；在言语表达上，它洋溢出近乎狂热的修辞癖好，借助译述资源而引进的新名词术语包括新典故成为时髦的装饰，从而营造了陌生化的阅读效果；采用“我”而不再是“我们”作为主语的判断方式则进一步强化了写作的个性体验；在观念上，同样是借助译述资源而张扬出差异性、反叛性的阐述立场……诸此种种，成就了一种新批评、新学术风格的形式，包括写作者也如愿以偿地获得了批评家或学者的身份认同。时至今日，这种写作已不再局限于文艺杂志而普遍地充斥于专业学术期刊，且以大篇幅专著形态宣告其地位的巩固。 必须承认，至20世纪80年代，传统的文艺批评写作方式已不可能产生新的感知，也很难激发新的表达愉悦。因此，正如计算机问世不仅表明工具的改善、运算与交流的速率神话般提升，也昭示着人类用一种新的眼光审视并塑造出一个崭新的世界。当代文艺批评写作方式的变革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类比的意义，甚至联想当年的白话文运动也未必太过分。但问题在于，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如果过分陶醉于工具的革命而忽略了工具的使命就可能导致始料未及、本末倒置的异化。在我看来，当下的文艺批评写作误区正在于此。这便是我称之为批评写作的虚拟化迷失。 所谓虚拟化迷失，就是用不真实的东西去替代真实的东西却依然维持着真实的假象，从而使我们的真实需要出现缺席。就文艺批评写作而言，我认为其真实存在的理由就是作用于文艺的发展与完善，亦如医学是因为患病者的健康需要，教育学是因为受教育者的培养需要而存在一样。所以，文艺批评写作是一种实证性很强的学术行为，而不是以精神超越为特征的智慧神话，它应该关注现实文艺问题的厘清或解决，并尽可能推动文艺的进步与拓展。遗憾的是，当下的文艺批评写作却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自身的文艺的这种真实关系，大量的批评文本实际上渗透着一个相反的逻辑：批评对文艺素材（问题）的剖析不是为了最终惠及被观照的文艺对象，而是为了支撑某种学理命题或学理框架的自身的建构。亦如武器实验——弹靶的摧毁只是验证武器的威力并不在乎真正地消灭敌对的目标。特别是这种“六经注我”式的写作却在表面上依然维持着一种确乎在解决真实问题的假象，诱惑人们将实验误解为实战，满怀期盼地展望着学术的凯旋，实际上文艺批评写作却依然故我自生自灭，也就是说，一切不过是一场虚拟化的游戏。 只要面对就不难发现，当下文艺批评写作尽管异彩纷呈众语喧哗，却共享着同一个聚焦性的主题——文艺可能是什么。随之便出现了眼花缭乱的解释：文艺是意识形态、是力比多的升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性显现、是系统、是结构、是信息、是文本、是符号、是惯例、是文化、是霸权……不一而足。总之，在当下的批评写作中，文艺主要是一个被解释的对象，更确切地说是用以证明解释的对象。解释成为了批评写作的主要兴趣与功能所在。诚然，解释是必要的，作为局部的分工，某些作者只对解释发生兴趣也无可厚非，但就一个学术系统而言，解释只是前提而不是终点，就目的而言，学术不是为解释而是为解决存在的。所以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页。）。鲁迅也说，要我们保护文化，必须文化首先保护我们。我以为这实际是精辟揭示了两种学术立场的差异。具体言之，一种属于经院性的学术，它满足于解释，强调的是逻辑的合理性，炫耀的是学术的智慧含量，维护的是学术本身的建构。另一种是实践性的学术，它要求解释具有实践的力量，必须能够在变革现实的实践中发挥作用从而取得自身的合法性证明。显然，富有公决性的选择应该是后者。在世纪之交具有全球影响的评选活动中，马克思与爱因斯坦被选为千年伟人的事实可以提供佐证：此二人不仅解释了世界，也通过自己的理论改变了世界。 解释之所以不能成为学术的终点，在我看来还有一个理由，就是人类的认识具有某种合成性。即如苏东坡所言，横看成岭侧成峰，亦即对某个认知对象的解释可以因为主体视角的差异而无限丰富。再者，由于事物间的普遍联系与互相渗透，任何客体都是多属性的存在，如恩格斯说：“辩证法不知道有什么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35页。）所以任何解释都取决于具体的认知角度与特定的对象属性之间的合成关系。例如鲁迅，他可以是文学家，可以是大学教授，可以是肺结核患者，可以是不幸婚姻的受害人，甚至可以是一种结构，一种话语，一个符号，一个神话等等，总之，一切取决于你从什么视角选择对象的何种属性来构成解释，并且任何解释都可能具有特定条件下的真实性。不过对于鲁迅本人，并非所有这些解释对他都具有意义，就他自我的生命超越需要而言，只能说某些有限的解释是本质性的，是具有解决性的。可见，如果学术只强调解释而忽略解释对被解释对象的解决性意义，就等于阉割了学术。在这个意义上，学术也就游戏化、虚拟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