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57(2000)04-0052-05 马克思之所以把文艺称之为人类“文明的果实”，称之为“精神方面的生产力”，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文艺具有涵载和升华思想道德的义务与功能，文艺必须赋有文明的内蕴与粹质，文艺一定要能够有效地用道德的基石构建人的思想，铸造人的品格，净化人的心灵，激扬人的精神。不如此，就不足以为文艺，尤其不足以为本来意义上的文艺，因为文艺的本质从来就是道德与文明，就是美奂与力量，就是纯洁与高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是不能赞同那种企求把道德与文明从文艺创作中剥离开去，并刻意使文艺回归本体，以文艺扬播野蛮与污秽的想法和做法的。相反，时代和人民都要求我们的作家艺术家们必须高度自觉和卓有成效地赋予自己的作品以丰富的思想内涵，高尚的道德情操，饱满的时代精神和巨大的人格力量。 一 文艺之所以是思想、精神和道德、文明的载体，文艺的本质之所以是道德与文明的集萃，是思想与精神的升华，是美与力的体现，完全是由文艺自身的性质和功能所决定、所要求的。在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文艺之所以被人们认可、看重和推崇，盖因其具有道德蕴涵和文明本质，并能以之对人类社会和人类自身的进步与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和升华作用，使人类社会和人类自身在充满美感的愉悦和充满安熙的欣羡中，不断地趋于健康、高尚、纯洁与完美。马克思讲过“实际创造一个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的自然界，这是人作为有意识的类的存在物的自我确证。”[1](P52)人类正是在这个“自我确证”的过程中，需要借助文艺的力量把道德与文明播洒并凝铸于对象世界之中，从而达到改造和创造对象世界的目的。文艺确实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它以它自身特殊的方式引导和激励人们沿着道德与文明的阶梯一步步地走向理想境界。正如鲁迅所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出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2](P332)一部或一批具有丰厚而积极的道德蕴涵与文明力量的文艺作品，常常能够成为使社会实现变革的诱导力量和刺激因素，常常能够塑造一代人乃至几代人的思想、人格与灵魂。《呐喊》、《黄河大合唱》、《白毛女》、《暴风骤雨》是这样；《青春之歌》、《红岩》、《谁是最可爱的人》、《雷锋之歌》是这样；《苍天在上》、《人间正道》、《南方有嘉木》、《张家港人》、《车间主任》、《红河谷》、《大转折》、《大漠丰碑》、《中国人，不跪的人》、《英雄无悔》、《情满珠江》、《西部警察》、《和平年代》等，也是这样。尽管这些作品的题材和形式多种多样，尽管这些作品的艺术个性和艺术风格迥然不同，尽管这些作品的美学情趣和思想旨向各有千秋，但其所具有的一个共同特点，却是充满鲜明、巨大而强烈的文明意识和道德力量。所谓作品的思想性和政治性，所谓作品的时代精神和感召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体现在这种文明意识和道德力量之中的。在这些作品中，作家、艺术家们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和委婉的故事情节所诉诸于世的，始终都是纯洁与污秽、正义与邪恶、高尚与卑下、坚定与软弱、智慧与愚昧、开拓与守旧、抗争与妥协、清廉与腐败、奋发与疲顿等现象的对立与转化，斗争与升华，始终都是社会和人性不断地从黯弱走向强盛、从昏庸走向明智、从病损走向刚健、从沮丧走向奋发的事实和过程，始终都是一个道德与文明的新生、发展、铸炼、扬励、强化与升华的激动人心的壮丽历程。作家、艺术家们的创作，不论通过什么形式，也不论是隐是显，其在本质上和总体趋向上，都应当是用道德和文明使社会不断地走向发展和有序，使人性不断地趋于优化和淳化，使世界不断地向着光明和崇高前进。 任何作家、艺术家的任何创作，只有在严格按照这个规律真诚而积极地付诸实施并收到成效时，他才有可能创造出优秀的作品，他的作品也才可能会受到群众的欢迎和社会的认可，乃至在历史的和时代的艺术画廊中留下岁月抹不掉的光彩。否则，他将一事无成，或者仅仅只能为他所依赖的现实生活留下些许思想的嚣尘和精神的沉滓。 所有洞烛艺术真谛和创作规律的先哲与大师们，都异口同声地确证了文艺与道德的一体化特征和血肉式关连。狄德罗说，文艺是“移风易俗的手段”；但丁说，文艺的任务，唯在于以它自己的方式引人向“善”、向“美”；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只要是真正的文艺，只要是优秀的作品，就都应当具有“促进德性的性质”，就都应当起到“提高人的精神的作用”；而恩格斯则十分明确地指出，文艺的一项带有根本性的重要使命，就是能够极为有效地“培养人的道德感”。 我们的目标和任务，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艺，其基本内容和主要任务，则是有效地、坚持不懈地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正如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所指出的，“提倡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加强“社会主义道德教育”，“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坚决抵制各种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努力“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 二 文艺对道德与文明的培孕、涵载与弘扬，并不是人为地强加给文艺的额外负累，而实在是文艺的本能和天职，是文艺与生俱有的功能和使命。 对于这一点，有的作家、艺术家理解了、实行了，并在自己的创作思想和创作实践中认真地落实，做出了成绩，赢得了人民的赞许，起到了促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积极作用，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像《车间主任》、《兵谣》、《美丽的人生》、《花季·雨季》、《男生贾里》、《我是太阳》、《分享艰难》、《年前年后》、《东部热土》、《生命甘泉的追寻者》、《高原雪魂——孔繁森》、《一个星座、一座城市和一个民族的盛大节日》、《世纪预言》等。但也有一些文艺家没有完全理解或完全没有理解，没有认真而有效地实行，以致在创作中踏入了歧途，其作品程度不等地存在着思想苍白、内容猥琐、精神贫乏和道德沦落的不正常现象，甚至还一度出现过“躲避崇高”、“泯灭理想”、非道德化和远离文明的创作倾向，这使一些作品不仅失去了它本应赋有的社会主义道德素质与精神光曜，而且或隐或显地造成了亵渎文明和摈除道德的现象。 一个时期以来，文艺创作上所出现的“数”与“质”的一定程度上的悖离与失衡，其主要原因正在这里。“文革”前十七年中，全国累计出版长篇小说377部，但却留下了相当一批史诗性的作品和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作品，如《保卫延安》、《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红日》、《红岩》、《创业史》、《红旗谱》、《三里湾》、《山乡巨变》、《上海的早晨》、《野火春风斗古城》、《青春之歌》、《林海雪原》、《苦菜花》、《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三家巷》、《苦斗》、《死水微澜》、《大波》、《刘胡兰》、《香飘四季》、《草原烽火》、《我们播种爱情》、《阳光灿烂照天山》、《欢笑的金沙江》、《原动力》、《乘风破浪》、《百炼成钢》、《烈火金钢》、《平原枪声》、《小城春秋》、《金桥》、《战斗的青春》、《茫茫的草原》等。进入新时期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长篇小说创作数量遽增，这当然是一件令人欣慰、使人鼓舞的事，但相比较之下，其质量、其社会辐射面，其所拥有的读者群，却远未达到其应当达到和能够达到的高度和广度。1992年全国共出版长篇小说373部，1993年出版406部，1994年出版396部，1995年出版724部，1996年出版850部。这个数量，与“文革”前十七年累计出版长篇小说377部相比，那确实是大大增加了，但真正为社会所认可、为群众所接纳，并引起广泛关注和发挥明显积极作用的作品，却屈指可数，当然就更未出现过十七年中所掀起的“《青春之歌》热”、“《林海雪原》热”、“《创业史》热”、“《红岩》热”了。这些小说的重版次数和印刷册数之多，我们现在听起来几乎都是天文数字。以《红岩》为例，先后重版36次，发行逾百万册，而当时的中国总人口比现在却要少四亿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