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贡布里希谈到当时艺术史界普遍表现出的对“形式艺术史理想的疏远”①，并形成两股思潮：一是以法国福西隆为代表，延续了森佩尔和李格尔的技术与物质艺术史；二是心理学派和文化史学派，泽德迈尔和克里斯揭示出远比早年沃尔夫林和李格尔风格理论更复杂的艺术感知与人类心理的关系，而德沃夏克试图把风格分析拓展到“建构艺术与时代宗教思想活生生的联系”上②。曾经是沃尔夫林学生、后来又成为德沃夏克门徒的弗雷德里克·安塔尔1949年的时候也谈到对两位老师的看法。他认为，沃尔夫林形式分析的风格史与法国19世纪50、60年代崇尚“为艺术而艺术”信条的作家和诗人的想法一脉相承，同时还反映出他的以15世纪意大利古典艺术构图为准则的美学偏见，丰富的历史演变被缩减为一系列基本范畴或类型化的图式③。维也纳学派把历史因素和风格持续演变放在更显著位置，中世纪、巴洛克、样式主义得到同等程度的重视。在保持准确形式分析的同时，晚期的李格尔，以及德沃夏克，把主题观照融入其中，他们包罗万象的视野，让艺术史成为观念史的一部分。这样的学术史评价，也成了安塔尔社会艺术史构想的一个起点。 贡布里希和安塔尔谈到的风格史的文化和社会关切，自然是当时风格史转向的征兆之一。事实上，诸如“形式”和“风格”之类术语，在20世纪中期，已蜕变成贫乏和苍白的鸡肋式表达，虽不能说被其他术语全然取代，却是大家想要回避却又无法回避的词汇。库布勒说，当时一些重要百科全书，诸如《大英百科全书》、十五卷本《世界艺术百科全书》甚至都没有收录“风格”词条④。毕竟，纯形式观照的风格史，在千方百计把时代和民族艺术景观纳入一个目的论的线性历史框架，以论证民族或国家的文化身份的同时，也抽干了艺术与生活的联系。相关的概念工具，在面对风格叙事难以涵盖的艺术现象时，往往失去分析和阐释效用。为此，风格概念受到多方质疑，迈耶·夏皮罗、阿克曼、贡布里希、阿诺德·豪泽尔、库布勒和戈德曼等学者纷纷撰文，帕诺夫斯基也发表《罗尔斯·洛伊斯散热器意识形态先驱》这样的以风格为着眼点的论述英国园林、教堂建筑和现代工业设计中的英国特性的文章，他们都试图厘清形式“艺术科学”和风格史的一般理论、方法和观念，最重要的是要清除自律风格史的历史决定论，尝试在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美学、比较文学和现当代艺术创作的视野下，重新审视和界定风格史、批评理论及其与美学的关系。特别是库布勒，在福西隆的“形式生命”观念之上，以“元器物”(primer object)、“复制”(replicas)和多重时间形状的概念，促使传统自律和内向的艺术史转向一种共时性的和跨文化表达的新风格史形态，对20世纪中晚期欧美国家的艺术史和世界艺术史观念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拟就这段学术史中的一些代表性学者的风格思想进行分析和评述，并结合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译介欧美近现代风格理论著述的情况和当下艺术全球化语境，尝试梳理、辨析风格观念在这场持续数十年的讨论中经历的一些变化，期望有助于理解和认识当下欧美国家艺术史的研究视野和形态。 1953年，迈耶·夏皮罗在《当代人类学：百科名录》(Anthropology Today:An Encyclopedic Inventory)上发表《风格》一文，被认为是20世纪中期风格讨论的起点。他的文章发表在一本人类学工具书中，其着眼于风格一般意义的阐发，视之为人类个体或群体艺术活动中表现出来的稳定和持续形式；之后，分别论述艺术史、考古学、文化史、历史哲学和艺术批评中的风格定义。在艺术史中，风格是一个带有品质意涵和表现性的“形式系统”(a system of forms)，它让艺术家个性或艺术群体的气质显现出来⑤；不过，他也强调，不同领域的风格定义都是依据一个共同假设，即风格总是与特定文化的特定时期联系在一起。风格现象存在各种复杂情况，通常不是按照逻辑方式界定的。他的意思是，谈论或比较艺术品的风格特点，诸如色彩、光、明暗、肌理等，总会用一些含义模糊的词汇，因此，风格并不总是清晰和单纯的。 不过，风格的基础是艺术品，艺术品是一个表现性的形式结构。“世界上所有艺术都可以在表现和形式创造活动这样一个共同平台上得到理解。艺术现在也成了人类统一体的最有力证据。”⑥所以，艺术史家和批评家是在形式、形式关系和品质三个方面来描述和比较作品的差异，减少艺术感知和理解的模糊区域。这方面，前辈学者沃尔夫林、李格尔等取得了一些成果。不过，夏皮罗文章的重点并不在此，而在于提出批判和质疑。他首先是针对传统风格论中的“同质性”(homogeneity)的假设。他认为，风格“同质性”需要有所限定，即要注意单件作品可能包含两种以上风格，一个风格时期可能存在多种风格样式的活动。言下之意，风格从来就不是纯粹的。在主导风格世界里，边缘风格也占一定位置。早期拜占庭镶嵌画里的统治者，严格按规范刻画，左右人物却包含更多自然主义处理。一些非洲雕刻的光洁逼真的头像是从粗陋和简括身形中伸展出来的⑦。个体艺术家风格前后不一的情况就更是司空见惯。多样风格交织和并存，是与艺术的社会功能，诸如宗教、世俗、乡村、城市和创作者阶层、心理状况有关⑧，当然，也有个人自由选择的原因。总之，风格动力不在于一种先在设定的抽象和神秘的精神或美学理想，“同质性”也不预示任何美学的统一体，在主导风格的内部方面，仍旧包含了复杂的、不协调的和无法完满界定的因素。对于夏皮罗的这个“形式系统”，阿克曼评价说，它是一个“风格载体”(style-vehicle)，相当于索绪尔的社会性“语言”(langue)，而所指涉的具体作品属于个人化的“言语”(parole)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