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以来，在西方后现代文化和理论观念不断引进，当代文学随着大众文化扩张不断走向泛化的背景下，围绕当代文艺学的学科反思和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转型重建问题，文学理论界展开了比较广泛深入的探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理论探讨是由文学本质论问题引起的，或者更直接说，是对文学理论的本质主义质疑引发的，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在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论争中展开和推进的。 这场论争是由反本质主义引发的，那么究竟什么是本质主义和反本质主义？这是首先应当搞清楚的问题。论争中学者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可谓大相径庭。因此，有必要先对关于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不同认识作梳理辨析。 一、关于“本质主义”的认识问题 什么是本质主义？正如有学者所说，本质主义并不是一种“有头有尾”、“有名有姓”的思潮，而是一种后来被追加的命名。①那么，这种命名是由谁提出和追加，又是为什么提出和追加的呢？大致而言，在西方理论界，这一命名的提出和追加者是那些后现代理论家，他们主张所谓“后”理论，其目标首先是要颠覆和解构此前的“元”理论。正如伊格尔顿在《后现代主义的幻象》一书中所说：“后现代思想的典型特征是小心避开绝对价值、坚实的认识论基础、总体政治眼光、关于历史的宏大理论和‘封闭的’概念体系。它是怀疑论的，开放的，相对主义的和多元论的，赞美分裂而不是协调，破碎而不是整体，异质而不是单一。它把自我看作是多面的，流动的，临时的和没有任何实质性整一的。后现代主义的倡导者把这一切看作是对于大一统的政治信条和专制权力的激进批判。”②如果将后现代主义所反对的这些东西归结起来给予一个命名，那就叫做“本质主义”。他们认为，“本质主义是一种教条，这种教条把一些固定的特性或本质作为普遍的东西归于一些特定的人群……把任何文化的分类编组加以模式化的基本原则，都是在用本质主义的方式进行运作。”③“后”理论正是想要彻底打破“元”理论的垄断地位，彻底颠覆和解构这种流行的理论观念和思想方法，从而为“后”理论自身赢得合法性和生长空间。 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都并没有一个所谓本质主义的“实体”存在，它实质上不过是反本质主义者设置的一个“他者”概念，用以指称他们意欲针对的批判对象。它有时候可能是个“标靶”，把所要批判的东西钉在这个标靶上以便瞄准射击；它有时候也可能是一顶“帽子”，可以随意扣到他们所选定的对象头上，使其置于被批判的地位。至于这个“本质主义”的确切含义是什么，似乎难以形成什么权威的界定，而且也未必能形成什么共识。 在我国理论界，随着“后”理论及其反本质主义思潮被引进和流行开来，“本质主义”这个概念也就随之被普遍使用。然而从近一时期的讨论情况来看，对这个概念的认识理解和态度更可谓莫衷一是，概而论之，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其一，将“本质主义”作为贬义词，当作完全错误的东西。视为僵化、绝对化、教条化的理论和思维方式的代名词，从而理所当然地将其作为理论批判的对象和标靶。这种认识和态度实际上来源于西方后现代主义对它的定性，正如伊格尔顿所说，所谓本质主义，“这是后现代主义著作中提到的最为十恶不赦的罪恶之一，几乎是首要罪行，或者相当于神学中的反对圣灵罪。”④因此，对于本质主义，无论怎样对它进行贬抑和批判，都完全属于正义之举。这种理论预设和定性，无疑也为我国的反本质主义提供了依据和口实。 首先是一些在理论姿态上取攻势的学者，对本质主义给予定性和批判。比如有学者说：“此处我们所说的‘本质主义’，乃指一种僵化、封闭、独断的思维方式与知识生产模式。”⑤也有学者说，“‘本质主义’通常是作为贬义词出现。哪一个理论家被指认为‘本质主义’，这至少意味着他还未跨入后现代主义的门槛……‘本质主义’典型症状就是思想僵化，知识陈旧，形而上学猖獗。”⑥如此说来，本质主义显然一无是处，对它怎样指责批判都不算过分。 于是一些在论争中取守势的学者，也不能不予以招架做出回应。他们一方面严正声明自己并不是本质主义者，并列举一系列理论创新的事实，来回击那些所谓“本质主义”的无端指控；另一方面，则对反本质主义的理论立场表示完全认同，并对本质主义表现出同样的义愤和批判态度，认为本质主义是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直至康德、黑格尔的某种西方哲学思潮，其特点是追求非历史化的绝对真理、绝对理念等。19世纪以来，从马克思到尼采、萨特、海德格尔，都是持反本质主义立场，因此，这些论者“不认为今天的思想界仍然抱着本质主义思维方法，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战争其实早就已经结束，已经没有了悬念。”⑦与上面的理论观点比较，在认定本质主义是一种坏东西这一点上是一致的，而区别只在于，激进的反本质主义极力要把目标引向现实批判，而后者则更多指向历史的批判反思。 其二，认为“本质主义”并不必然是坏的，或者说它并无好坏之分，应当具体考察某种本质主义理论的涵义，以及它在一定理论系统中所起的作用，而不能抽象地判定它的性质与好坏。 这一看法首先是来自英国学者伊格尔顿，他对后现代主义者先验推定本质主义的十恶不赦之罪不以为然，乃至为其辩护。他说：“本质主义的比较无伤大雅的形式是这样一种信念，即认为事物是由某些属性构成的，其中某些属性实际上是它们的基本构成，以至于如果把它们去除或者加以改变的话，这些事物就会变成某种其他东西，或者就什么也不是。如此说来，本质主义的信念是平凡无奇，不证自明地正确的，很难看出为什么有人要否定它。照这样看，它没有什么特别的直接政治含义，没有什么好或者坏。”⑧他并且认为，既不能简单地用本质主义来区分好坏，更不能用它来划定政治派别，“本质主义并不必然是政治右派的特征，而反本质主义也并不必然是左派的一种必不可少的特点。卡尔·马克思是一个本质主义者，而资产阶级功利主义之父杰里米·边沁则是一个狂热的反本质主义者。”⑨联系前面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是持反本质主义立场，伊格尔顿这里的说法则又耐人寻味，显然他们对本质主义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