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五六年，中国古代文论学科颇为景气，既沉潜又轻扬，有一种生动的态势。这里，我既无力也并不打算对学科发展所取得的成果做全面介绍，只是企图对某种走向——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去西方中心主义”思潮，做一点扫描。借以察见学科活力之源，以期于日新不已之进境。 一、“中国文论”的正名趋向 倘要以一个具体而微的角度来描述古代文论学科的新开展，似可从学科名称不经意的变化谈起。越来越多的学者，自觉或不自觉，不满意于原有的名称，开始采用“中国文论”或“中国美学”或“中国文学理论”一名，去指称原有的“古代文论”、“古文论”，或“中国文学批评史”。其实正如朱自清早就指出过的：“文学批评”一名本身就是舶来品，与中国原有的诗文评结合，长期的磨合本来就是免不了的。正如孙悟空本来就是要回家的，往西天取经就注定了磨合之命。“中国”的强调与“古”字的隐退，正是一个“回家”的信号。 随手举几个例子：较早由张伯伟、蒋寅主编的《中国诗学》[1]；不仅已渐成为学院研究的一种共识，或以此作培养博士生的方向，或以此作国家社科基金的课题设计，甚而，已经有两所学校以此成功申报了国家重点学科的研究中心。这是通过体制力量来确立或强化了学科的某种变化。从出版方面看，蔡仲翔教授主编的一套书系，原先叫做《中国古典美学范畴丛书》[2]，现在已经去掉了“古典”二字。更早些时候，王运熙教授主编的《中国文论选》(近代卷)[3]，就已明确标举“中国文论”一名。而在比较文论和比较美学研究界，早已将“古代”二字去掉，专以中国文论来代表古代文论。譬如以《东方丛刊》为阵地（注：桂林：1992年创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已出40辑。），已经多次开设专栏讨论“中国文论”的各种问题。而在域外中国学方面，尽管十多年前就有刘若愚《中国诗学》的译介[4]，但是近年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的译介[5]，还是新奇有力，不仅大为满足了古文论界隐约一种希望被理解的自尊心，而且似更进一步达成国内外某种不约而同的共识：只有古代中国的文学理论传统，才代表了中国文艺学的主体性。在接下来的今年6月与7月，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即将分别召开以“中国文学”、“中国文论”为题，有意识打通古今的研讨会。凡此种种，我们可以认为，近几年的文论研究，加入了不少不同的力量，从四面八方隐隐地汇成一个声音，要将原有的学科正名为“中国文论”。似乎我们的学科太活泼好动，如孙悟空在向西天取经的路途中，头上的紧箍咒，没有不行，有了又太紧，时时要求唐僧的同意，松懈开来，以获得更大的自由。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现代文艺学中不少概念话语体系，确实大多来自西方，因而无无论是国内学术界还是国外学术界，只要是标明“中国文论”(Chinese Literary Theory)，基本上就可以清楚是研究古代的传统而不会有疑问。因此“古代”二字画蛇添足而不是画龙点睛，反而限制了学科自身的生长。 另一个基本的学科参照是，中国哲学，中国宗教学，中国音乐，中国绘画，似乎都不需加上“古代”二字，即可明了其研究对象，为什么独独中国文论要加“古代”二字，来强调它的传统性呢？还有一个理由是，中国哲学、中国音乐等，都没有这个“古代”二字，十分正常活跃地参与当代中国文化的建构实践，而文论却因为“古代”二字，反而画地为牢，平添出许多周折。设想如果当初就叫“中国文论”，还会有人再谈什么“转换”么？ 中国文论的正名化运动，沿着两股路线发展。一是前几年的现代转换。“现代转换”是古代文论研究界一部分文艺学取向的学者，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提出的口号。他们更多关注的是古代文论在现代的重新建构，重新焕发生命活力。现在他们的努力有了一点标志性的成果，那就是越来越多不同学科的人开始关心古代文论，关心古代的中国文论究竟有哪些东西，不仅可以接上现代，而且进而可以取代西方。这条路线表明，“中国文论”的正名运动，其来有自，不是什么强加于外的提倡，而是学科内在逻辑的发展结果。但是关于现代转换一直有不同的声音，有些学者认为根本不必提倡现代转换，古代文论就应该让它充分的古代化。建构的研究永远不如还原的研究。因而这条路线也表明，可能会使“正名”努力受阻，因为更多倾向于古代研究的学者，担心学科会变得过于庞杂，失去学科的特征，失去其内在的自足性。 另一条路线是近年来文化意识的自觉。不少学者开始清算五四以来新文化借来的新诗学，相当数量的文章努力揭示新文学的新国家想象，新民想象，以及二元斗争式的思维模式，是如何操纵和改写着传统到现代的诗学话语变化。新诗学如何与中国文学自身的实际面貌隔了好几层。早些年出版的戴燕《文学史的权力》(2002)[6] 其实开了一个头。戴著着眼于“文学史”这一舶来品，论析了中国古代文学的材料是如何在二十世纪承受着启蒙与救亡的双重重量，首先通过了“民族精神化”、西方知识系统化和世界文学模式化，然后通过历史学科化和教育体制化，最后是意识形态化，一点一点变而为一种极富于现代性的知识体系。一个缺点是中国近现代最根本的思想危机不够彰显，知识/权力的压抑机制讲得较多，被压抑的对象及其主体性讲得较少。作者毕竟缺乏了一个文化意识自觉的角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