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1006-6152(2001)02-0017-03 在人与对象性世界的关系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最基本的关系。因为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生产，而“一切生产都是对自然的占有”，人与其他对象的关系（包括社会关系、人际关系）都是由此派生出来的。所以，自人类从动物界站立起来的那一刻起，直至未来的人类，都不得不正视这个问题。 人与自然的关系始终是矛盾的。人受自然的制约，有时甚至是无情的打击，但自然又为人类的栖息提供了温暖的家园。而当人类用科技的手段骄傲地宣称自己是大自然的主人时，受虐的自然发出的痛苦的呻吟又使人类不寒而栗。人与自然矛盾的恒久性，使得人类不得不经常调整自己同自然的关系，摆正自己在自然中所处的地位。这便是当今社会的人们，为何将善待大自然的问题提到关于社会可否持续发展的高度来认识的根本原因。 从这一角度看问题，我们不难看到，文学艺术所体现的艺术精神作为人类精神文明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它的功能绝不仅仅是审美、娱情和教化，它在人与自然充满矛盾的关系史中还扮演着平衡和协调的角色。因此，文学艺术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指出，人是一个受动的存在。所谓“受动”，就是受限制不自由。人类来到世上后，他就受制于自然（生存环境、自然规律等）、社会（人际关系、法律、道德、伦理等）和自身（身体条件、智商等），只要人和外部世界存在着对象性关系，人就永远摆脱不了这种限制。在人类早期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人类在自然伟力面前显得十分渺小，其生存异常艰难，时刻都在受着生活的煎熬。有一则古希腊的神话很形象地反映了人在自然中“受动”的情景。国王坦塔罗斯由于触犯天条受到神的惩罚，被捆缚在果树上，浸泡在齐颈深的水中。他饥渴难耐，可是当他低头喝水时，水就退去；抬头吃面前的果子时，树枝就避开，他只能在痛苦中不停地挣扎。类似的情景我们还可在《夸父逐日》这样的神话中看到。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从消极的意义上去理解人的受动性。马克思还告诉我们，正是由于人在自然和社会中受到限制，才发展了人的主动性。各种限制是人的自由欲望的障碍，但同时也给了人的能动性表现的机会和对象，人才能不断地突破自己面前的险隘和难关，逐步实现自己的欲求。人类对自身“受动性”的超越，吹响了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进军的号角。这种“超越”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先是精神上的胜利，而后是实践能力的发展。于是，稍晚一些的神话，出现了人不甘心受大自然奴役，萌生了与自然神抗争、甚至战而胜之的奢望。《被缚的普罗米修斯》、《鲧禹治水》、《精卫填海》、《后羿射日》等故事和传说，都是人在想象中将宏伟的自然力赋予自己，使自己成了“超人”，才挣脱了自然力的束缚的。这种虚拟的胜果，以及其中表现出来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平衡了人在自然力面前倾斜的心理，抚慰了人在“受动”中受创的心灵，给人在恶劣的自然环境里生存发展下去的勇气。正因为如此，马克思说“神话”的实质是人“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 人的实践能力的发展的重要标志是人开始摆脱了蒙昧期的野性思维，萌生了理性。理性是大写的人的属性。在面对感性世界时，其他生物是在适应中求得生存与发展的，人却在可能的范围内改造世界，使感性世界适合人自己。征服自然、支配自然的欲望激发了人的种种幻想，人在把自然力形象化，使自然力成为人的力量的同时，也发展了人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这就是理性。人要成为自然的主人，首先必须掌握自然界的各种运动规律。在人类早期，理性主要表现在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1](P54)。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进行生产活动。所谓“美的规律”在这里实际就是生产规律，即人在生产活动开始之前，生产的目的就已观念地存在于人的头脑之中了。所以“美的规律”也是人优于动物的地方，是人的理性的根芽。进入文明期后，人的理性在物理学方面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伽利略、牛顿等人成了人类理性的化身。由此，一种实在论、经验科学开始影响人的理性思维方式。17世纪以数学为基础的物理学建立起来了。技术的发展，在这时也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数学与实在经验结合，定性、定量式的思维成了现代的理性工具，也成了解释实在的首要方法。随后，科学知识开始渗透在人类生活的一切领域。表现在宗教界，是科学证明“上帝死了”；在文艺里，也出现了以生物学为理论支点的自然主义文学。作为人类理性精神最高形式的哲学，这时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宇宙的本源、世界的实质及其与人的思维的关系等问题。哲人们提出的问题都与实在世界有关。在科学技术越来越发达的时候，人类理性的触角不仅伸向了宇宙空间，也伸向了微观世界。巨大的成功使人们对于理性的胜利洋洋自得，于是，在哲人们建立起来的“理性王国”里，他们骄傲地宣布：“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2](P56)。 然而，好景不长。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也把理性置入了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人们终于发现，在现代社会里理性并不能解决人类面临的所有问题。自然界里的许多司芬克斯之谜（如宇宙起源问题）可能最终也无法用实验来证实。各种假说（有些假说彼此就是对立的）不过是支撑理性跛足的拐杖。面对这些难题，即使是牛顿、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巨人也只能徒唤奈何！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标志着人类理性成就的科学和工业文明，在确证人的本质力量的同时，又造成了人的精神的严重失落。中国古代先贤对人们为“机心”所左右，“勘天役物”，遗害自身的担心已经成为事实。西方一些敏感的思想家看到，工业文明把人束缚在机器的流水线上，成了孤零零的断片。飞速旋转的齿轮使人失去了生存的和谐与想象的激情。难以数计的钢铁支架和水泥石柱无情地毁坏了田野，取代了森林，以致人们无法在这样冰凉的世界里安置自己的灵魂。西方现代哲学家帕斯卡尔代表这部分人说：“我不知道谁把我置入这个世界，也不知道这个世界是什么，更不知道我自己”[3](P207)，于是：一个古老的问题：“认识你自己！”又令新时代的人们陷入了更深的困惑和苦恼之中。在情感、价值、有限的生命如何化为永恒等这样一些理性思维无能为力的领域里，形形色色的非理性哲学勃兴起来。非理性哲学同古典唯理主义的思辩哲学的根本不同之处，是它发出的所有疑问都是有关人自身的问题：“终有一死的人”，“在这白日朗照，黑夜漫漫的世界中究竟从何而来，又要去往何处，为何而往？有限的生命究竟如何寻得超越，又在哪里寻得灵魂的归依？”[4](P6)为了解决有限的个体（即处在时间中的经验的自我），摆脱感性世界的因果关系，取得一种超时空的永恒自由，即解决有限到无限的过渡，非理性哲学家无一例外地找到了文学艺术这个中介。在他们看来，“诗的特点在于完成对无限事物的表现，神性的因素就是这样给定的”[4](P73)。另外，工业文明原本是人的理性认识的成果，是人对自然界取得的一种自由。现代人要想获得真正的自由（即精神上的自由），必须改变自己被动的处境。而在所有的精神领域中，只有文学和艺术才能担起这个重任：“从感觉的被动状态到思维和意志的主动状态的转移，只有通过审美的中间状态才能完成”[5](P73)。上个世纪末以来，以非理性哲学为理论基础的西方现代主义的各种文学艺术流派，为寻求人的精神家园和“永恒的自由”，为解决人生的两难困境和形而上的痛苦，可谓翻尽了花样，费尽了心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