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文革”语境下，以批判“文学工具论”“文艺政治论”为逻辑起点提出的各种文艺思想和学说，无论是所谓“审美反映论”“审美认识论”“审美意识形态论”“审美意识形式论”“实践存在论”“生命存在论”“生态美学论”“形式美学论”，还是坚守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美学”，甚至作为新的学科而提出的“文艺美学”，都无法回避的一个共同的范畴就是“审美”，这是一个居于核心地位的关键大词。 人们可以从这个关键大词兴起的背后看到它与“现代性”“解放”“自由”“告别革命”“去政治化”“新启蒙”“新自由主义”“资本”“市场经济”等一系列社会文化关键大词和宏大叙事之间的深刻联系，人们可以从中读出中国近四十年的深刻激变；同时，在“后工业”“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后哲学”“后人类”等一系列被表述为“后文化”的时代，人们面对消费社会、大众文化、文化工业、日常生活审美化等新的历史文化境况，又可以深刻体会到既有审美话语逐渐显露出的阐释失效以及由这种失效所带来的深刻的理论焦虑。 如果祛除审美话语，我们该如何重新看待和界定文学艺术?如何走出“娱乐至死”的消费主义世界?在人们的想象中，古典时代，无论是感性与理性、科学与人文、个人与世界都完整统一的古希腊，还是“郁郁乎文哉”的周王朝，人们都建构起一个完整的世界、完整的人；中世纪宗教信仰强大，精神远远高于物质，神性远远高于世俗；东方强大的礼乐制度，筑起舍生取义的道德理想，革命时代燃烧的浪漫主义激情，也足以为人们寻找到时代的精神高标。与此相对，“后革命”时代的中国，“政治—道德理想主义”已经失去其精神动员和价值塑造的力量与意义，现代性的审美成为人类希冀在凡庸的工业化现实世界中对另一种可能生活的探求。可是，“后文化”时代审美还能承担起对生活的诗意批判和现实拯救的责任吗?道德主义乌托邦、启蒙理性王国和审美主义乌托邦虽仍不乏现实意义，却都再也没有那激动人心的力量，已日益式微，人们拿什么来解除时代的精神贫困，拯救日益沉沦的欲望?如果说艺术终结的时代，反艺术仍然可以作为“后艺术”而存在；那么，反审美作为“后审美”存在的意义在哪里?因为它的内涵已被掏空，已经失去审美从前具有的批判性。 一 “审美自律性”幻象与意识形态魅影 “审美自律性”“审美自主性”是现代性意义上“审美”的核心内涵，作为文学乃至一切艺术得以独立发展的根本法则，在很大程度上被归结为现代性美学的理论基础，这种宏大叙事中具有某种超然性与永恒性。譬如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就认为，“审美价值”不是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只是康德的一个观念，而是“一种现实存在”，并且，他把“审美自主性”看作文学经典的根本特质，①强调“只有审美的力量才能透入经典”。②他还进一步论证说：“伟大的文学即使面对最有意义的事业也会坚守其自足性：不论是女性主义、非裔文化主义，还是当前各种政治正确的事业”，社会与文学之间是“不可干预”的关系。③ 正如1956年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必须干预生活》所标明的那样，我国当代文学一直将“干预生活”定位为文学的主要目的。这种对文学的功能性理解也正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一个核心思想。自“新时期”以来，人们一度试图用“审美”话语来改变原有的干预社会话语模式：如果说“伤痕文学”“归来者的歌”依然是文学干预生活的政治话语的延续的话，那么从舒婷等人恢复诗歌意象性的“朦胧诗”到马原等人回归叙事的“先锋文学”，从文艺“主体性”理论到所谓“向内转”理论，文艺领域则掀起了一股通过对“形式”“个体”等维度的回复来回归“审美”的风潮。从这个意义上讲，以“审美”来对抗居于话语体系中心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不过是用“审美”来将“政治核心”置换为“审美核心”。 在后现代主义看来，“审美”话语作为对文学本质的某种界说，事实上是一种现代性的甚至本质主义的话语。④在后现代主义看来，“文学是什么”的答案不能被当作某种唯一性的解释，甚至不能做如此提问。那种将文学的功能和作用定格在“审美”之上的做法当然也就成了新的解构对象。后现代主义的突出特征之一，便在于其去中心化、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的思维范式，即反对权威话语，否定本质的客观性及从复杂现象中归纳总结抽象出本质的方法路径，始终致力于建构起多元话语，以抵抗来自“中心”的独断霸权。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反本质主义的话语逻辑，恰恰构成了审美话语在新的历史语境所面临的合法性危机。而作为这种反本质主义倾向在美学层面的具体表现，后现代视域中的“审美”本身就是一个历史建构的产物。换言之，任何审美范畴都有其具体的历史根源与隐蔽的意识形态特性，并非绝对永恒、超越一切的真理。这尤其体现于后现代主义者对“审美自律性”这一范畴的批判上。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中，“审美自律”的神话不过是一个历史建构的范畴。德国学者彼得·比格尔在《先锋派理论》中追溯了审美自律观念的形成过程，认为其并非艺术的永恒本质，而是在文艺复兴之后到十八世纪期间资本主义社会历史语境中产生的，并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他总结说：“艺术自律是一个资产阶级社会的范畴……这一范畴所不能把握的是，艺术从实际语境中脱离是一个历史过程，即它是由社会决定的……‘自律’的范畴不允许将其所指理解为历史地发展着的。艺术作品与资产阶级社会的生活实际相对脱离的事实，因此形成了艺术作品完全独立于社会的(错误的)思想。从这个术语的严格的意义上说，‘自律’因此是一种意识形态范畴，它将真理的因素(艺术从生活实践中分离)与非真理因素(使这一事实实体化，成为艺术‘本质’历史发展的结果)结合在一起。”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