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254(2020)03-0001-09 新时期以来大规模社会转型使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末，大体走出了一段自我修复、调整方法、立足当下、重振旗鼓的蹒跚之路。进入新世纪，前辈理论家们相继在新的理论研究中息音，20世纪80年代活跃的一批中年理论研究者，在跨世纪前后这段时间里成为这一学术领域的中坚力量。他们有中国社会转型前后的生活经历与理论积累，有强烈的社会转型的理论意识。当下，这批学者也渐入老境，他们的学术成果，为进一步的理论建构作出了路标式的贡献。研究这一时段性成果，进一步开掘其理论价值，其意义不仅是理论的，更是历史的。陆贵山在这段时间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具有代表性。 一、全球化与民族化，一个悖论命题的提出 中国大规模社会转型带来的一个突出的国情变化，就是闭关锁国的、国家社会生活中不断强化的政治严苛管理的时代过去了，改革开放及经济发展、振兴民族成为时代主题。这样的时代主题引发了两种社会现象：改革开放，使西方文明、西方思想与思潮洪水般涌入国门，举国上下无可回避地卷入全球化大潮；民族振兴，使国人以民族整体性实践形态投入经济建设与文化繁荣，民族意识不断强化。于是，全球化与民族化，全球性与民族性，作为两种张力极强的社会实践过程与社会实践意识，成双结对地进入国人的日常社会生活，也因此成为重要的理论研究的时代现象。可以说，陆贵山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正是深化于这样的时代背景，并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进行文论建构的。由于这一时代背景的复杂的历史关联与鲜明的时代特色，致使在这一背景中提出的全球化与民族化问题，成为意义重要而且深远的时代问题。陆贵山主导性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在这一问题域中展开，并以此形成理论体系。 从理论研究角度说，全球化与民族化的提法在一些学者那里是悖论性的，就是说，全球化是民族化的反向命题，民族化也是全球化的反向命题。反向命题，即立论的命题合理，则反论的命题不合理；而反论命题合理，则立论命题不合理。在这样的悖论理解中，构成悖论的各方面都把自己置于对方批判的位置，双方的合理性因可以被对方批判而合理。当然，这种批判未必实际发生，但这却是阐释与论证各自合理性的背景性根据。这里的难题在于能否把构成悖论的两个命题统一起来。就全球化与民族化的悖论化解而言，即理论地阐发何以全球化对于民族主体性来说，是民族化的全球化；而民族主体性对于全球化来说，全球化即民族主体化。这显然是一个理论难题。这就是哈贝马斯谈到这类差异性或对立性关系行为时所说的“在他人身上认识到自己的自律”①。 对全球化与民族化悖论关系的化解，陆贵山指出其间的必然性及其意义：“全球化运动和本体化运动的合力和交互作用，影响着整个世界和各个民族的发展态势”[1]。这是对全球化与民族化这对悖论式结构关系体的确认及对这一关系体对于双方意义的揭示。这是一种唯有在这一关系体中才能获得的构成体双方的互促互动，双方共赢。确认这一关系体，并且不是对关系体各构成方进行相互对立的，而是彼此融通的理解，这是陆贵山处理这一悖论关系的立足点。而这一立足点的由来，则是马克思、恩格斯“世界文学”的说法。马克思、恩格斯接受了歌德“世界文学”的提法，将之扩大为世界文化的理解。对此，陆贵山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世界文学’从广义上理解，具有世界文化的意义……主要是指世界范围内各民族之间应当摆脱和解除闭关自守的隔绝状态，把一切文学和精神产品都视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进行交流与对话。”[1](268)这一全人类共同财富的“世界文学”的根基性强调，强调的并不是“世界文学”这一提法的现实规定性，而是它的历史凝聚的价值规定性。就这一提法的现实限定与现实要求而言，历史凝聚的价值性则是已然的价值性，是已然的历史价值的现实评价标准。这就好像一座古建筑，对它进行历史价值评价，并不涉及现实的建造它。即是说，在历史的已然中存在着作为人类共同财富的“世界文学”。经典作家“世界文学”的提法，经由陆贵山这一“共同财富”的阐释，便把全球化与民族化的现实对立关系，转化为历史与现实的时间延续关系。他引用恩格斯的话说：“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1](268)从这段引文可以看出，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进程，民族分隔和对立的消失与全球化历史进程不是并列对立性的，而是历史伴随性的，民族性的弱化是历史作用的结果。陆贵山把全球化与民族化纳入到历史关系中来，体现出他在几十年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中一直坚持的三大文艺精神中的历史精神，是这一精神在解决全球化与民族化悖论中的具体运用。对历史精神在文学艺术研究中的有效性，他指出：“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一切精神活动和意识形态都只有把它们置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历史范围内、历史环境里和历史过程中，才能得到科学的解释”[2]。 对全球化与民族化的悖论说法，陆贵山在历史进程解释的基础上又进行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解释，认为这一悖论关系从普遍性与特殊性角度解释，是一种彼此融涵的统一关系。他说：“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和文学都具有普遍性。这是因为任何一个民族的群体或个人都具有共同的人性、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愿望、共同的理想、对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的共同的祈盼、对现代性历史变革的共同诉求、对和平的幸福生活的共同的憧憬。但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和文学又是具有特殊性的。这是因为各个民族的自然环境、人种族群、血缘伦理、历史传统、社会发展程度、文化积淀、心理结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乃至语言符号都互不相同，各呈异彩。”[1](270]在普遍与特殊的辩证唯物论的解释中，全球性与民族性的紧张张力关系，得以涵融性消解，即任何特殊的民族性的实践活动，都涵融着人类的普遍性，任何人类普遍性的东西，又都是见诸特殊性的民族实践。从这一角度说，把全球化与民族化简单地对立为悖论关系，单纯地强调其对立性，其实是二者涵融关系的割裂与刻意强化。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研究文学艺术，这是陆贵山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所一直坚持的，这与当下一些研究者为了淡化文学理论的抽象色彩以便突出这一理论的实践属性，而主张否定文学理论哲学属性的做法明显不同。他认为，“尽管哲学的世界观不能取代具体的文艺创作、文艺批评、文艺思潮、文艺理论的观念和方法，但所有的文艺现象都以一定的哲学基础为自身的理论依托，都会找到其产生和发展的哲学根源，都可以上升到哲学高度来解析和评价。正是因为站在哲学高度思考文学及文学理论问题，而这样的哲学高度又是奠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这一世界上最先进的哲学方法和思维方式”[3]，所以，陆贵山才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是多元文学理论中的主元，为全面地完整地考察文学现象及文学问题提供了先进的理论工具和思想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