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批评发端于先秦百家争鸣之中，批评与反批评是当时的突出现象。后世文学批评中的一些基本特征，比如和而不同、兼解俱通等，都来源于这种争鸣的场景。中国思想文化的轴心时期在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奠定了两汉文化的厚重雄浑，促成了魏晋南北朝思想文化的兴盛与解放，也泽及后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过论辩达到“兼解以俱通”，即对事物全面的认识是中国文学批评的基本途径。①这种奇正互补、兼解俱通的格局，构成了中国文学批评的内在发展动力，也是今天我们开展文学批评时应当借鉴的传统资源。 中国文学批评生发于春秋战国时期。虽然当时并没有现在所说的“文学批评”的样态，但是这种萌芽状态的文学批评，依托于当时活跃的思想文化生态，得天独厚，生生不息。春秋战国时代，各家学说风起云涌，围绕着商周以来的礼乐文明问题，以及各国的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而展开争辩。现实的情境决定了这种批评具有百家争鸣、自由竞争的意味。因而批评与反批评是诸子批评的基本特点，也造成了他们在文学问题的看法上呈剧烈竞争的态势。《文心雕龙·诸子》叙及当时情境：“逮及七国力政，俊乂蜂起。孟轲膺儒以磬折，庄周述道以翱翔，墨翟执俭确之教，尹文课名实之符，野老治国于地利，驺子养政于天文，申商刀锯以制理，鬼谷唇吻以策勋，尸佼兼总于杂术，青史曲缀以街谈，承流而枝附者，不可胜算。”②刘勰描述了诸子互相争鸣、各显神通的情状，从中可以看出，当时诸子百家争鸣的情状是多么热闹与纷纭。 当时的儒家与墨家号称显学，而道家与法家也声势不凡。孔子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他的礼乐学说是其文学观念的基础，孔子提出“思无邪”“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等以中和为美的思想，对违背礼乐的社会现象提出了批评，所谓“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③西汉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指出：“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④孔子作为夏商周文化的传承者与光大者，他的文学批评综合三代文化的精华，以礼乐文明与仁学作为文学批评的内核并旁及具体的文学问题，确立了其文学批评的价值观念及和而不同的方法，这也成为后世“兼解以俱通”文学智慧的来源，构建出中国文学批评的胜境。 当时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与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号称显学。不过，战国时期的庄子对孔子及其学说提出了反对意见。司马迁说庄子：“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⑤庄子由于其特立独行的思想与批评方式，得罪了许多王公大人，当时宿学也不能解免，庄子甚至嘲笑“儒以《诗》、《礼》发冢”。⑥孔子提出“思无邪”是文学的批评标准，庄子却提出虚静与物化的人格精神与审美心态，在自由天放中获得最高的文学境界，他通过寓言等话语方式，进行人物批评与文学批评，推崇逍遥游的精神境界。后来刘勰《文心雕龙·神思》提出“文之思也，其神远矣”，大大拓展了中国文学理论的想象自由空间。清代文人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这样评价庄子的文章：“文无论奇正，皆取明理。试观文孰奇于《庄子》？而陈君举谓其‘凭虚而有理致’，况正于《庄子》者乎？”⑦刘熙载强调庄子之文虽然奇诞不拘一格，但它通过这种奇诞正话反说，在虚诞中寓含着理致，同样可以奇正互补，达到明理的效果。 战国晚期的荀子，则对庄子及其文学思想进行了批评。《史记·荀卿列传》指出：“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猾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因葬兰陵。”⑧荀子批评庄子“猾稽乱俗”，指责他过于推重天道自然而否认人事的作用，“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对庄子顺应自然的文学观作了否定。荀子通过对诸子的批评，倡导他的原道、征圣、宗经的文学观念，奠定了影响中国数千年的正统文学观念的基础。 荀子的可贵之处，在于坚持批评的原则而绝不党同伐异。他与孟子从人性论到文学观，可谓针锋相对。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批评与反批评的存在，是奇正相反、相辅相成的文化特征的显示。孟子倡导性善论，推及文学观念上，便是他的知言养气说、知人论世说。这些学说在文学批评理论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基本内容是提倡人性本善，激发人性的自我尊严，以实现与天地之气的贯通，形成浩然之气，充实到文学创作主体，是后来以气为美、倡导阳刚之气的文论主张的先驱。孟子坚持士在当时文化批判中的神圣职责，认为这是士的人格尊严的表现。为此他称赞孔子在乱世中作《春秋》以兴废继绝的魄力，⑨提出要效法孔子对当时的“邪说”进行批评。 孟子认为他的批评是为了纠偏，然而在荀子看来，孟子的性善论及其文学理论严重偏离了正道，否定了礼乐教化对人性养成的关键作用。荀子批评孟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⑩指责他对先王之道的理解是片面的。荀子认为，人性的教化有赖于后天，而文学作品则是教化人性的器具，为此他提出：“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11)这样，个体的人不再是孟子所说的独立不倚的人格，而是成为帝王教化体系中的一员，而文学也不再是个体才气性情的表征，而是帝王实现教化的工具，整个文学应当纳入国家的教化体系之中，成为原道、征圣、宗经的派生物。汉代的文学教化论就是由此而产生的。在中国思想史与文学批评史上，孟荀之争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它表明中国文化中具有批评与反批评及自我批评的传统，奇正相反，兼解俱通，百川归海。荀子的《非十二子》批评当时的后学只会鹦鹉学舌般地迷信孟子，这是孟子之罪：“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12)语言之辛辣，锋芒之锐利，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