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和批评家的关系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聚讼纷纭的话题。自有文学始，大概就有了作家和批评家的不同角色分工以及创作和批评两种不同的进入文学的方式，也就有了对它们的各种不同的“看法”。而事实上，作家和批评家这对关系复杂的“冤家”也确实不是轻易就能让人看懂的，它们间既有亲密无间、你唱我和的手足情谊，又有说不清道不明的龃龉、冲突和纠缠不清的敌意。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文人相轻”的陋习是一个原因，对作家和批评家各自功能的误解是另一个原因，此外，特定的现实和历史语境、意识形态背景以及作为个体的不同作家和批评家的特殊个性也都可能影响作家和批评家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任何简单化的做法都无助于揭示真相，而在作家和批评家之间排座次，比较谁先谁后、谁主谁次，就更是和讨论“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无聊。 因为，如果把文学创造视为一个系统工程的话，我们应该承认，作家和批评家其实正是这个创造系统不可或缺的两个环节。文学的发生、文学的传播、文学的消费……整个文学的流程背后其实都离不开作家、批评家双重主体性的发挥。作家的创造对文学的发生当然是第—性的，离开了作家就没有文学，这是—个常识。但是作家对文学的重要性又是需要辨析的，作家是文学第一个层次的创造者但又不是文学的惟一创造者。文学的生命由作家赋予，但文学生命力的延伸又要超越作家进入阅读和传播领域才能实现。可以说，离开了阅读，离开了读者，文学的意义、影响就会十分有限。从接受美学和现代阐释学的观点来看，作家只不过是文学作品的半个创造者，而读者、批评家则是文学作品的另一半创造者。文学作品的意义与作家的“创作意图”固然有关，但文学作品一旦面世，它就脱离了作家的“控制”，它的“意义”是在读者和批评家的不断阐释中“创造”、“呈现”和“增殖”的。没有阅读和批评过程的参与，不但文学代代相传的所谓“永恒性”无从实现，而且作为一个创造过程它也是不完整的、残缺的。也就是说，真正意义上的具有完整性的文学创造过程一定是作家、批评家和读者三方“合谋”的结果。作家和批评家在这个创造“过程”中相互依傍、相互联系，各自的功能是彼此无法替代的。与此同时，作家和批评家的彼此依赖关系还表现在作家及文学作品的文学史实现方式上。作家无法自己完成对自己文学创作的文学史评判和定位，只有批评家才拥有这样的“权力”。而文学史的叙述以及文学史对文学作品、文学经典的选择、接纳标准，很大程度上也是以文学批评为依据的。这也决定了影响作家和批评家关系的一个先天性的悖论，即一方面，作家总是表现出对批评家的轻视甚至不屑一顾，另一方面，作家又必须依仗批评家才能获得“定位”和“荣誉”。我的一个批评家朋友曾经就此说过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作家在公开场合总是声称从不看评论，从不在乎批评说什么，但是私下里他总是用眼角的余光注视着评论，只要看到自己的名字，他就会双眼放光、暗暗发笑。 不过，要真正使作家和批评家的关系臻于和谐是很难的。这既需要作家和批评家对彼此存在及呈现方式的理解 与尊重，又更需要对各自原则、信仰和独立性的坚守。在此意义上，作家和批评家之间的伦理“距离”是必须保证的，作家与批评家彼此依赖，但它们之间的关系又不应仅仅是一种呼应或唱和的关系，批判、反思永远都是必要的。这方面，20世纪90年代作家与批评家的关系就是—个最好的例证。就作家与批评家而言，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的关系是最为紧张的。作家与批评家之间的紧张、敌对和仇视状况已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韩东宣称：“当代文学评论并不存在。有的只是—伙面目猥琐的食腐肉者。他们一向以年轻作家的血肉为生，为了掩盖这个事实他们攻击自己的衣食父母。另外，他们的艺术直觉普遍为负数。”（注：韩东：《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卷》，见《北京文学》1998年10期。）南野把批评家描述为“（意识形态或道德、或艺术流派的）指导者、（矫揉作态或颐指气使、自以为是命名者的）主持人、（极力引人注目的）表演的人、（表层的）梳理者、（各种权力——文化、政治、时尚、外来语、本土性，甚至民间的、大众的）应声虫、（人云亦云或别有用心的）排座次者、代别制造人，直到自认为是历史的圈定者”（注：南野：《评论柬要不要说真话》，见《当代小说》2000年11期。）。郝永勃则认为批评家“根本不把自己当人。写的东西，或虚情假意，或玩弄词藻，或指鹿为马……，棒杀或捧杀。他们把做人和作文决然分开了，没有爱、怜悯心、平民意识。或见风使舵，或落井下石，或空话连篇。现在的文学评论界，商人气太重，八股风太猛，势利眼太多”（注：郝永勃：《评论家意味着什么》，见《当代小说》2000年11期。）。平心而论，这一类的声音虽然偏激、武断甚至刻毒，但我们应承认他们在某些地方确实击中了当今文学批评的“软肋”。然而，这样的声音又毕竟还不是“真相”与“真理”，它里面还混杂着偏见与无知，它还不足以作为我们判断90年代文学批评真实现状的依据。如前所说，这其实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并不是20世纪90年代才出现的，也许从批评诞生的那一刻起，作家和批评家之间的这种矛盾就—直存在着，只不过有时表现得潜隐，有时表现得外露而已。而之所以它会在90年代发展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主要原因恐怕还在于90年代整个文学环境的变化以及文学地位的下降所导致的作家心态的失衡，此外，作家对文学批评的方式与职能的许多根深蒂固的误解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比如许多作家都对批评的独立性、创造性缺乏认识，认为批评家就是靠作家养活的“吸血鬼”，批评家和作家的关系是一种“毛”和“皮”的关系，作家是“皮”，批评家是“毛”，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而在这种情况下，作家就很容易会对批评家产生过高的期待，并因期待的失落而表现出异乎寻常的不满甚至愤怒。在这里，韩东等作家在所谓“断裂”事件中对文学批评及批评家的“抨击”是—个典型的例证。而“二王之争”中王蒙与王彬彬的彼此对骂以及“《马桥词典》事件”中韩少功把张颐武、王干送上法庭打官司并最终判两位批评家败诉是另外两个引人注目的例证。怎样评价作家和批评家之间的这种对峙，不同的人肯定会有不同的标准，但显然单纯从某一个方面看问题都不能真正揭示其中的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