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03)05-0123-05 纵观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界，1968年的“五月风暴”促使法国文坛成为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多种新思潮、新流派之摇篮，涌现出一大批才思卓越、勇于创新的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朱丽娅·克里斯特瓦(Julia kristeva)是继罗兰·巴特之后当代法国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她自20世纪60年代成为法国符号学运动的领先人物以来，在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心理分析等领域颇有建树，提出了“解析符号学”、“互文性”、“记号”语言等许多原创性术语，在西方学术界享有巨大的声誉，被称为一位“领先的文学批评家和精神分析学家”和“当今最伟大的法国思想家之一”[1](P1)。 一、克里斯特瓦其人及理论背景 在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论坛的大师行列之中，克里斯特瓦的身分和地位颇有几分特殊。首先，她是一个保加利亚人，1965年移居法国；其次，她是一位多产，且理论复杂、多变的女性批评家，一位成功的先锋派小说家和思想激进的社会活动家；再次，她是一位中国文化的推崇者，她研究过中国文字，获取了中文学士学位，到过中国，并关心中国与中国妇女的现状，出版了《中国妇女》(Des Chinoises)一书。 作为一位勇于探索、不断创新的理论家，克里斯特瓦的每一种理论都融合了多种知识和方法，并具有透视西方社会的文化特征以及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或解构倾向。这与她自身的叛逆性格以及当代法国异常活跃的学术背景紧密相连。 克里斯特瓦于1941年6月出生在保加利亚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她没有像红色共产党子女一样享受“特权”，但从小就具有一种叛逆性格，接受了法语教育和法国文化的熏陶。60年代的法国是保加利亚青年人心向神往的地方。这一时期是戴高乐(De Gaulle)将军执政的鼎盛时期。他设想创建一个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脉的法兰西民族影响地域，他给东欧学生提供奖学金，鼓励他们来法国学习。而且，这一时期的法国学术界异常活跃，列维－斯特劳斯和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结构主义，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萨特的存在主义，拉康的心理分析等诸多流派领导法国乃至整个西方学术界的思想潮流。 毕业于索非亚大学的克里斯特瓦，获得了法国政府的奖学金，并于1965年圣诞前夕顺利地抵达巴黎。在她的同胞茨维坦·托多洛夫的帮助下，克里斯特瓦很快就结识了一批法国文学理论界的重要人物。她先后师从过文学批评家戈德曼、巴特和语言学家本维尼斯特，在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研究试验室当过助手，与此同时她认识了菲利浦.索莱尔斯、拉康与德里达等人。这种良好的学术环境更激发了她的求知欲望和创新思想。 1966年初，在罗兰·巴特主讲的研讨班上，克里斯特瓦率先介绍了巴赫金，使巴特等法国学者第一次知道这位俄国文学批评大师。她对巴赫金关于拉伯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理论的精彩讲解，使她展露才华，开始受到法国理论界的关注。随后，她在索莱尔斯的帮助下，加入了“原样派”团体，开始思考和研究后形式主义者所忽略的东西——性欲。她是通过“原样”派团体发现弗洛伊德的，也是通过这一团体认识拉康的。 1968年5月，法国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当时，克里斯特瓦虽不乏“革命”的激情，但为了准备博士论文，她埋头苦学，向校方申请破例进行博士论文第三阶段的答辩，并于1969年出版了她的两本著作：《符号学——解析符号学》和《语言——未知物：语言学的尝试》。紧接着第二年，她又出版了《小说文本：转换话语结构的符号学方法》。这三本著作使她脱颖而出，成为法国学术界的一颗耀眼的新星。而1973年7月初，她在万森大学所作的题为《诗歌语言的革命》的博士论文答辩，使她赢得了更大的声誉。她的答辩相当精彩，受到了答辩委员会的高度赞扬，巴特还借此机会表达他对克里斯特瓦的谢意：“你多次帮助我转变，尤其是帮助我从一种产品的符号学转变到一种生产的符号学。”[2](P199)的确，巴特不仅从克里斯特瓦那里了解到巴赫金，而且从她那儿知道了“互文性”等概念。 70年代初，“原样派”团体与法国共产党决裂，开始与毛泽东主义接近。1974年春天，应中国政府的邀请，克里斯特瓦同索莱尔斯、巴特、瓦尔等法国理论家在中国进行了三个星期的访问，他们跑遍了北京、上海、南京、西安等地。代表团大部分成员是亲华的，他们对这次旅行感到非常激动，甚至有人认为他们“是去教条主义的圣地麦加(Mecca)朝圣”[3](P18)。克里斯特瓦宣称，她读中文学士学位时只对古代中国感兴趣，只对一种“共产主义的民族出路的可能性感兴趣……但在法国，毛泽东的中国是一个‘神话’”[2](P202)。回国后，她发表了《中国妇女》一书，开始走向女性主义批评之路，并同时从事心理分析的研究工作。在随后的十余年里她写了大量有关潜意识、性爱、女性特质等主题的作品，使她成为一个思想独特的女性主义和精神分析理论家。政治上，克里斯特瓦从早期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到对毛泽东的推崇，70年代末期便转向美国的自由主义，最后开创了新的怀疑主义。她在伦敦的一次辩论中声明：“我对组织、团体没有兴趣。我只对个人感兴趣……我认为在此屋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历史，他们对政治现实的了解也会不同。”[4](P160)也许，这种个人主义的思想与80年代兴起的多元文化的差异论是一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