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20(2001)03-0112-06 一 小说从降生之日起，就与政治宣传和商业利润结下不解之缘，常常是刚逃出政治陷阱，就又陷进经济泥沼；刚从载道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就又倒向消遣娱乐，成了人们高兴时的游戏，失意时的消遣；不是被绑在政治的战车上，使艺术的殿堂变成了政治的战场，就是抵挡不住商业主义、拜金主义的诱惑，使其变成逐利的商场。文学教化论、工具论、载道论与文学消闲论、“玩文学”、“游戏文字”在小说史上轮流坐庄，“大说”和“小说”更是风水轮流转。 受中国文化中儒道互补的二元对立结构，以及古代文论中“政教中心论”和“审美中心论”二元对立结构的影响，中国小说观也存在着二元对立格局，即如果从形态学的角度来考察中国小说观的话，那么在小说观念上存在着对立的两极：一极是载道论，一极是娱乐论；或者说一极是功利论，一极是审美论。它们不仅组成中国小说观念上的双重变奏，而且构成小说观念坐标体系的两根轴，于是种种小说观就可以被纳进这个坐标系中进行定位，寻到自己的位置。偏于载道论的有小说救世论、讽世论（含小说刺世论）、启蒙论及其改造国民性论、小说救国论及其反题小说亡国论等，它们使小说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成了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偏于娱乐论的有游戏说、玩文学、消愁解闷说、消闲说、消遣说等，它们使小说甩掉了社会的包袱，但又滋生出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 功利主义小说观发展到极端就是把小说变成政治工具，否定小说的艺术价值和独立存在；超功利的审美主义小说观发展到极致，就变成消闲说，同样是否定了小说的艺术价值和独立存在。 功利派小说观以梁启超等人的小说救国论为代表，或者说为顶峰。他们之前是古代的教化说、载道说，他们之后有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小说启蒙论、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而艺术”论、毛泽东等政治家的革命文学观（小说观）。超功利主义小说观，又称为反功利主义小说观、审美派小说观，以王国维等人为代表，他们同样具有承前启后之功。之前是古代的娱乐说、闲书说，之后有鸳鸯蝴蝶派的消闲消遣论、创造社的“为艺术而艺术”论以及20世纪末的通俗小说潮、大众小说热。 从历时性角度说，这两派总的趋势是互有消长，存在着一方占据主流，成为中心，另一方就屈居下风，被边缘化，成为支流来发挥潜在影响的状况。如战争年代，功利派占据主导趋势，而到了消费时代，审美派就占据上风。 二 功利主义小说观重视小说的社会作用，甚至把小说当做政治斗争的工具。他们期待文学为变革民心、振兴民气、开发民智出力，成为民族复兴和社会变革的先导，或者视文学为引导国民精神的灯火。最有代表性的当推维新派的小说观，他们不仅把小说看做救国救民的利器、改良群治的启蒙工具，梁启超等人还编造了一个西方国家借小说以立国的现代“神话”。严复和夏曾佑早在1897年合写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一文中就高呼：“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之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宗旨所存，则在乎使民开化。”[1](P12)他们最为看重的就是小说的巨大影响力。中国知识分子为寻找救国救民良策，踏遍铁鞋，从西方“盗”来实业救国、军事救国、教育救国、政治救国等药方，但都没有奏效，最后只剩下文学救国了，于是他们期望文学能够担当起拯救处于水深火热而又内外交困的中华民族的历史重任。他们期望借助小说这一“利器”，能够有效地进行政治宣传和启发民智，唤醒民众，开化民众，振奋民气，重铸民族魂。正像康有为所期待的：“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谕，当以小说谕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1](P13)他认为小说有着经、史、语录、律法都难以企及的教化作用，提倡小说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已显示出片面强调小说教化作用的实用主义偏颇迹象了。 到了梁启超那里不仅将这一点推到了极端，而且将功利主义小说观系统化、体系化了。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他着重强调政治小说的巨大影响力，认为：“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于是彼中辍学之子，黉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侩、而农氓、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1](P21-22)到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就不止推崇政治小说了，而扩展到整个小说领域。他大声疾呼道：“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1](P33)这种呼声犹如电闪雷鸣，一扫视小说为“小道”、“末学”的几千年的传统观念，把小说的作用提高到改造社会、救国救民的空前绝后的高度，再加之文章本身具有强烈煽情性，气势咄咄逼人，从而产生出石破天惊般的效果。但梁启超的理论基石是建立在对小说社会作用的过分推崇之上的，尤其看重小说在变革社会、改良政治方面的实用功能，期望小说能够救国安邦，扭转乾坤。这固然有对文坛上占据上风的轻视小说的保守势力故意反拨的初衷，但他将小说作用拔高到救国救世的高度无疑过分夸大了小说的作用，陷入了另一种片面性，显示出其过分实用和功利的心态。文章不仅观点偏颇，有牵强附会乃至强词夺理之嫌，而且对小说作用的阐发也是建立在错误的推理、论证基础之上。他自己创作的小说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宣传品或政论文，是传播他的维新之道的一种工具。他用启蒙的标准来衡量和要求小说，结果只能是改造社会的激情有余而艺术性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