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03)06-0053-06 一句话概说 讽寓(Allegory)按其希腊文词源意义，意为另一种(allos)说话(agoreuein)，所以其基本含意是指在表面意义之外，还有另一层寓意的作品。从古代希腊到当代西方，讽寓都是极为常见的文艺形式，而由于这种形式涉及语言结构和多层意义的问题，有关讽寓及其解释的讨论往往和语言性质、阐释学、经典与阅读等众多理论问题密切相关，而讽寓也就不同于一般文艺形式，成为文艺作品中极具理论意义、极有代表性的类型。 大背景解说 人类用语言来指事、表情、达意，然而语言和事物有差异，语言和使用语言者所要表达的意念也可能有差异，于是语言的字面和语言要表达的内容之间，或者用语言学和文论常用的术语来说，在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之间，就可能产生差距。讽寓就是在能指和所指之间有明显差异的作品，包括文学作品和造型艺术作品，这类作品在其直接和表面的意义之外还有另一层比喻的意义。当然，比喻这种修辞手法也在字面之外还有另一层意义，但一般说来，比喻是局部的，往往限于一个意象，以一句或几句话为范围，而讽寓却往往以全部作品为范围，所以讽寓的另一个定义是范围扩大的、持久的比喻。但局部和全部、多与少的分别不是那么绝对，而且除比喻之外，还有其他一些修辞手法和文学体裁，例如寓言、童话等等，也都明显有字面之外的含意。这些不同修辞手法或文学体裁难以严格区分，但大致说来，童话基本上是为儿童讲的故事或民间传说，其中往往包括超现实的神怪成分，但以人，尤其是年轻人为主角；寓言则往往以动物为主角，托动物之口传达某种智慧或哲理。然而童话和寓言虽然都有寓意，但形式比较简短，寓意也比较明确，相对说来，讽寓就更复杂一些。在习惯上，各类作品都有一定的称呼，如古希腊伊索以动物为主角讲的故事称为fable，新约《圣经》里基督布道讲的故事称为parable，这类故事都是在字面之外另有一层含义，但习惯上却都不叫allegory，即讽寓。在历史发展中，讽寓往往和文化传统中被奉为经典的作品有较深的联系，要深入理解讽寓，就有必要约略知道这一观念发展的历史。 讽寓的观念史 从历史发展的情形说来，讽寓观念的产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起源于哲学家们对荷马史诗的解释。荷马史诗凝聚了希腊远古的神话、历史和宗教信仰，在古希腊是众人皆知的经典。但随着哲学的兴起，出现了所谓哲学与诗之争，有些哲学家质疑荷马史诗中神人交杂的描写，尤其认为荷马把诸神描绘得像人一样有各种弱点，如互相欺诈、嫉妒，有极强的虚荣心和报复心等等，这实在是亵渎神圣，不能教给人宗教虔诚，也不能为人们提供道德的典范。柏拉图就说过，虽然他尊重像荷马这样的诗人，但他设计的理想国却不容许这样的诗人存在，而必须把他逐出门外。（《理想国》，3.398a）这最能代表哲学兴起之后，思辩理性对传统史诗的挑战。然而哲学总是追求在事物的表面现象之下探索其本质和深层的原因，对荷马的哲学解释也不例外。于是有一些哲学家，尤其是斯多葛派哲学家，便提出不那么直观却带哲理的解释。他们认为荷马史诗复杂精深，在神话故事的字面意义之外，还深藏着关于宇宙和人生的重要意义，讽寓(allegory)和讽寓解释(allegoresis)的观念便由此产生。前者着眼于作品本身的意义结构，后者着眼于作品的解读，但二者实在紧密关联，很难分开来讨论。 斯多葛派给神话以自然的解释，认为众神之王宙斯代表万物的本源，其他诸神都是他的延伸。他们认为宇宙自然和人互相关联，这一观念对后来中世纪所谓自然大宇宙(macrocosm)和人的小宇宙(microcosm)对照感应的讽寓关系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按照这一观念，观测天象可以有助于了解人事，所以星相学在中世纪有重要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想法颇类似中国古代所谓“天人合一”的观念。 据现代学者们的研究结果，荷马史诗源于古代的口头吟唱文学，不是自觉的讽寓作品。但罗马诗人维吉尔(Virgil)有意识摹仿经过讽寓解释的荷马史诗，创作出罗马文学中最重要的史诗《伊尼德》(Aeneid)，就成为自觉的讽寓作品。于是在希腊罗马古典传统中，讽寓成为重要的文学形式。 公元一世纪初，北非名城亚历山德里亚是希腊化时期一个文明中心，生活在这里的一位犹太人斐罗(Philo)熟知希腊古典，深受希腊哲学和文艺影响。斐罗最早把荷马史诗的讽寓解释法引入希伯莱《圣经》的解释，对讽寓和讽寓解释的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认为《圣经》的字面意义并不重要，经文的解读必须以追寻精神意义为目的，而精神意义总是“喜欢藏而不露”，所以“只有本性聪慧、有优良品德而又受过基本训练的人，才有条件接受经文讽寓解释法的教导”。斐罗总在字面之外追寻精神意义，却忽略经文文字本身，这对后来基督教的《圣经》阐释有很大影响。在早期基督教教父长老中，生活在2至3世纪的奥利根(Origen,ca.185-254)就把讽寓解释更进一步发展，提到理论化高度。他所著《论第一原理》的第四部专论《圣经》的解读，是第一部基督教阐释理论著作。奥利根说：“正如人有肉体、灵魂和精神，上帝为拯救人类所设的经文亦如是。”（Ⅱ.4）这一看法在中世纪得到进一步发展，成为《圣经》有4层意义的理论。奥利根又说：“就全部《圣经》而言，我们的看法是全部经文都必有精神意义，但并非全部经文都有实体意义。事实上，有很多地方全然不可能有实体的意义。”（Ⅲ.5）旧约《圣经》中有一篇《雅歌》，在形式上可能是古希伯莱婚礼颂歌，文字极为优雅动人，抒写“耶路撒冷的女儿”春心荡漾、思念情人的心态，真可谓淋漓尽致。《雅歌》中有许多新奇鲜明的意象描绘少女的美丽，从头到脚写女性身体的各个部分，具体入微，色彩浓郁而艳丽，带有强烈的性爱的意味。《雅歌》和《圣经》中其他篇章很不相同，通篇无一字道及上帝及其律法，却充满情与色，很像一首世俗情歌。但这样的作品居然又是《圣经》之一篇，成为犹太教和基督教都接受的宗教经典，在《圣经》阐释上就成为历来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犹太拉比们早把《雅歌》解释为歌颂上帝与以色列之爱，基督教教父们则把它解释为歌颂上帝与新以色列即基督教教会之爱。他们都把《雅歌》那些具体的描绘和带性爱色彩的意象统统说成是讽寓，是以世俗肉体的爱象征圣洁的精神之爱。奥利根最有名的著作就是对《雅歌》的阐释，他完全否定经文字面意义，甚至认为没有摆脱肉欲冲动的人不可读《雅歌》，因为不懂如何从精神意义去理解经文，而仅从字面意义去读《雅歌》就有误解经文的危险。奥利根对《雅歌》的评论可以说代表基督教《圣经》阐释中最极端的讽寓解释，但讽寓解释又绝不仅只村《雅歌》一篇，也不仅限于西方传统，因为在字面意义之外去追求精神意义，可以说是所有经典评注传统共同的特点之一。在中国古典传统中，以美刺、讽谏来解释《诗经》所有的作品，尤其是十五国风中许多民歌类情诗，如以《关雎》为美“后妃之德”，《静女》为刺“卫君无道，夫人无德”等等，就是一种超出字面意义的讽寓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