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从“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堕落”到“隐私写作”、“身体写作”的地步，我们该有怎样的—— 文学是高尚的，应该担当道义和精神良知。在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文学的伦理呈现了沉沦和颠覆的危机。而网络写作改变了写作者的生存状态和写作心态，一种“粗鄙化的新美学”正随着种种在网络上诞生的新的文学形式而日益显现出来。网络世界这一“高科技的民间社会”对写作的改变，在某种意义上要超过以往任何时代，它将消灭尚残存的“职业抒情者”的心态，废除通过诗歌写作建立功勋进入权力（或精神）庙堂的传统的“心理制度”。 信息时代的到来，网络的出现，使写作和阅读成为一种当今极为普遍的大众文化行为。然而，在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不断得到满足的同时，写作伦理却遭到了空前的挑战。 当代中国的写作已经在很大的范围内，出现了极大的伦理震荡。这些年人们不仅叹息文学已经失去了读者，失去了其“审美品质”，更惊呼文学已经“堕落”到“隐私写作”、“身体写作”的地步，追问“文学怎么了”的声音可以说此起彼伏，“溃败”和“即将消亡”已然成为了一种不由分说的事实。这样的说法当然是有问题的，是一种局外人和旁观者的片面之见，一种浮于“流言”和“舆论”层面的说法，但它至少也说明了文学所表现出来的道德水准和伦理底线的急剧下降，确实是无法否认的事实。人们对这样一个状况表示不解和忧虑，也是合乎情理的。 但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我们的文学出现了这样的道德颠覆和伦理的下降？这样的下降是否是无法避免的，是必然和合理的？还是有害的、堕落的和必须要予以改变和拯救的，是不是可以拯救的？ 历史身份——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写作伦理的问题历来是文学的一个大问题。无论是孔子所说的诗可以“兴观群怨”、“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还是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类似的说法不但解释了文学的本质和功能，同时也标立了一个时代的文学伦理，为作家写作的内容、思想、目的、情怀和境界定下了调子。文学自然是高尚的，应该担当道义和精神良知。当代也不例外，人们甚至对写作者还给了一种“很伦理化”的称呼，叫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表明了当代人对文学、对写作的一种道德定位和要求。 但这样一种伦理却不是一成不变的，和道德作为一个“历史范畴”一样，文学的标准和性质也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的。先秦时代的文学伦理和南北朝时代就不一样，五代的“艳词”也被一些载道论者所鄙薄。这说明文学的伦理既有恒定的性质，又总在变化之中。 影响这种变化的主要因素，当然首先是社会现实状况，是社会需要或者社会的变化决定了文学伦理的起伏变化。另一方面，物质条件即传媒和载体本身的变化，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比如，竹简时代的结束就导致了文学的浮华与伤怀趋势，汉代文学的浮华倾向与纸张的发明、信息传播更加便捷显然是有关系的，在某种意义上东汉之后造纸业的繁荣，才致使六朝时代文人有条件唱酬往来，文学渐渐有了更多个人性、抒情气质、感伤风格和人性内涵——所谓“慷慨悲凉”和“梗概多气”，宋代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则使得文学迅速世俗化了，小说在宋代以后的逐渐兴盛、在明代的繁荣，显然与出版印刷业的繁荣有直接的关系。 每一个时代的文学伦理都是在进变和衍化之中的，但是人们对任何一种新的伦理的接受却总要有一个过程，而新的伦理在出现之后，也常常需要面临一些调整。经过了晚唐五代文人的参与和改造之后，花间之响和“淫词艳语”变成了慷慨清音，以至两宋时代还出现了众多成就卓然的“豪放派”大家，即便是“婉约”一派，也已然变得至为优美和健康。这样的例证还可以推及更早的《国风》、乐府诗歌等。在小说中也有典范的例证，比如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没有《金瓶梅》也就没有《红楼梦》，而后者的“文学伦理”显然是高于前者的，尽管前者也同样是一部不朽的奇书。这又说明文学的伦理与作家的参与，与作家的主体意识和境界也是有关系的。 当前危机——道义和精神走下神坛 首先我们应该承认，文学的伦理的确呈现了沉沦和颠覆的危机，但事情还远未达到“礼崩乐坏”的地步。在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文学在其市场生存的处境下，当然会受到市场规律与商业操作的左右，因此任何“卖点”都不会被轻易放过，道义和精神都要走下神坛。这个分界点应该是在世纪之交，所以我们就从这时开始看到了种种文学的奇观：文学的泛暴力化、准色情化、唯隐私化，还有虚构文学的退场，私人生活写真的热卖，感官享乐主义的公然炫耀和兜售，再之后便是更加没有节制和限度的自我裸露：类似“绝对隐私”的、木子美式或“芙蓉姐姐”式的变态招摇，即便是某些具有严肃性甚至人文性的写作，也被反复贴上商业标签，变成了市场份额的一种。甚至像余秋雨那样的写作者，也屡屡被指斥为迎合某种商业利益或者趣味的文化投机行为。这表明，文学在市场化过程中，在与大众文化的空间争夺中，确实不占上风，它在这一过程中只是产生出大量的“边缘化产品”，即形式上虽仍具备文学的表征，但在实质上却已是大众娱乐的载体。这当然会在短时间内败坏文学的名誉，但终究它不会占据真正的主流，文学的本质仍然会顽强地存续，并在不久之后重新出现写作伦理的调整与境界的提升。这无须担忧，因为有文学历史的必然逻辑在起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