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桑葵在《美学三讲》中指出，艺术家“靠媒介来思索、来感受，媒介是他的审美想象的特殊身体，而他的审美想象则是媒介的唯一灵魂。”[1](p.31) 然而，现在这种物质媒介载体正在被一种虚拟的数字媒介方式所替代，并有可能发展成为某种不可逆转的客观趋势。这种神奇的数字媒介，虽然并不拒绝充当艺术家“审美想象的特殊身体”，但是，数字媒介本身也是一种如同想像一样缺乏实体的存在。作家、艺术家将如何依靠这样完全不同于传统媒介的媒介“来思索、来感受”呢？当传统的物质媒介被数字媒介取代以后，文学艺术的面貌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或者说，新兴数字媒介究竟会给传统文学带来什么影响和冲击呢？显然，只有未来的历史才能作出明确回答。值得关注的几个问题：第一，文学生产与消费方式由“原子”媒介的依赖转向对虚拟空间的扩张，书刊霸主地位的失落使文学获得了更为广阔的生存与发展空间；第二，改写了传统的文学创作的真实性原则；第三，在传统文学生产与消费过程中，白纸黑字作为物质媒介构成了文学活动的前提与基础，但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超文本艺术的出现，正在颠覆文字决定一切的生产与消费传统模式，一个新的“图像时代”即将到来。 一、媒介的变迁与“书籍的死亡” 媒体批评家用“一步跨进新时代”来描述文学正在发生的变化，学院派也认为，当代文学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家一致认为，电脑网络和多媒体技术极大地改变了文学的写作方式、存在方式和消费方式。数字化媒体“给我们带来的最大的梦想，就是把阅读化为写作，把每一个人都变成作家。从另一个更具有根本意义的角度来讲，互联网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存在物，它同我们所熟悉的传统的现实世界相比，更具有一种‘精神’和‘想象’的特点。说得夸张一些，互联网是人类新的幻想空间，它也是人类现实世界中的欲望、情感，以及各种社会关系的折射。所以，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说，互联网的实践本身就具有文学艺术的特点，而且这还是一种更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关于这一点，许多学者先后发表过精彩的论述。在这里，我们也把“网络实践本身就具有文学艺术特点”，这一其实并不夸张的说法作为进一步讨论媒体与文学问题的一个基本前提。 现在的情形是，一方面媒体霸权正以惊人的速度扩张，明确为文学开辟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另一方面纯文学创作与学术批评正在走向没落，创作与批评正在日益走向“媒体化”。就文学发展的历史而言，媒介材料的作用是极为重要的，西方传播学家将文化发展的历史按照媒介材料的应用划分为口头传播时期、书面传播时期、电子传播/数字化传播时期（如麦克卢汉所说的口语、印刷文字和电子媒介）。当代中国学者张耕云在《数字媒介与艺术》一文中依照同样的方法把艺术发展历史划分为这样的三个时期：天然媒介时期、人工媒介时期和现在的数字媒介时期[2]。这种区分，虽然在逻辑上存在着明显的疏漏之处（数字媒介同样是人工媒介），但他把数字媒介从传统的人工媒介中突现出来，应该说是包含着一定的远见卓识的。 天然媒介材料体现在人类远古艺术的萌芽和产生时期，当时的媒介材料都取自几乎未作任何加工的大自然，其优点是人与世界的交流是直接的、可视的、整体的，媒介本身始终保持着自然的纯真品格和材料的完整属性。但是，自然媒介材料的原始性与粗劣性是显而易见的，艺术创作过程受到自然物质因素的严重制约，艺术表现语言及修辞方式也是极其贫乏的。正因为如此，一种更加富有表现力的媒介——人工媒介便应运而生了。毫无疑问，人工媒介的产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果，从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开始分离起，物质性的感性媒介材料便具有了某种文化品格与审美属性，并获得丰富的表意功能。人类艺术至今取得的一切成果或者说所表现出的一切艺术形态，都与各种人工媒介形式密切相关，不同的媒介载体创造了不同门类艺术基本的美学特征、艺术语汇和语法规则。 纵观人类艺术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出，包括文学在内的文艺的每一次大的变革和进步，都与媒介的改进与完善密切相关。艺术创新与媒体变革总是如影随形。几乎每一种新艺术形式的产生都是以某种新媒介的问世为基础的。印刷的发明，使士大夫的诗文得以大量刊印和广泛流布，使拥有图书的人数大大增加。在西方由印刷引起的第一次信息技术革命，对文艺复兴的产生起到极大推动作用，知识冲破教会的束缚走向平民，文艺从王公贵族的深深庭院走向大众。实际上，在过去的几百年间，印刷媒介的不断变革也一直在不停地影响和改变着文学生产的内容和形式。 尼葛洛庞蒂曾经指出，我们面临的是一个从原子到比特的时代。比特的出现，使艺术创造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互动性与参与性，获得了几乎是没有限制的发展空间。除此之外，比特化的数字媒介还有许多不同于传统媒介的特点。例如，以纸介质出版的书籍只能以一种线性的方式阅读，而网络上的超文本（hypertext ）却能让人多向度地重新组合信息，从而以不同的顺序带来不同的体验；纸媒介固然潜藏着令人难以割舍的书香雅韵，但是，纯文字的阅读毕竟太过于单调，数字技术却能令我们相当容易地在不同媒介之间自由转换。 事实上，超文本的实验在互联网诞生以前即已经在美国开始。这一概念是布朗大学的研究者泰森·尼尔森于1965年提出的。他对印刷书籍做了改造，将句子、段落、页码、章节按顺序排开，这一顺序由作者决定，同时也由书籍本身的物理顺序决定。读者的视线可以随心所欲地停留在书中的任一部分。这一构想已经有着互联网上超级链接的雏形。只不过，书籍仍然永远受限于物理的三维空间。这一实验一直持续至今，几年前，这所大学的超文本写作实验室主持人、后现代主义代表作家库佛指出，现在的超文本技术“有利于一种对确定词语的多元对话并使读者从作者的禁锢中解放出来”[3]。不仅如此， 多媒体的形式也为文学打开了一个辽远广阔的新时空。意味深长的是，库佛发表此番高论的这本书却有一个刺痛人心的名字：《书籍的死亡》。在这个所谓的“知识经济”的时代，人们是如此重视知识，可是，曾几何时还是知识代名词的书籍，似乎真的走到穷途末路了，这种现象的确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