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话语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国家意志，是国家意志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舆论宣传诸方面的具体体现。国家话语既是一定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载体，又是一种可化为有形之手的实践行为。在实践中，国家话语往往会超越意识形态，体现为具体政策并渗透到组织机制之中，制约和指导一个国家的发展方向。从文学的角度看，国家话语主要体现在国家文艺话语的层面，而国家文艺话语始终离不开政治、经济、舆论等其他国家话语。因此，在考察新中国文学的建构时，虽然我们看到的是国家文艺话语的作用，放大去看，却是整个国家话语在起作用。本文意图探索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文学，如何在国家话语的指引下形成自己的特征，其中有什么经验教训，它们对新时代的文学发展有怎样的启示。 国家话语的形成是合力作用的结果，国家文艺话语也不例外。在新中国诞生之时，文学就拉开了新的帷幕。时任文化部门领导的文学理论家胡风创作长诗《时间开始了》，激情歌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以时间为隐喻表达了对旧时代结束、新时代开启的喜悦之情。1949年7月2—19日，中国共产党在北平召开了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这次会议标志着来自解放区与国统区的两支文艺队伍的“会师”，也表明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周恩来在会上作了长篇政治报告，朱德代表党中央致祝词，毛泽东到会并作了代表党和国家“欢迎你们”的讲话。这为以后每一次文代会、作代会的召开树立了标杆，并形成了一个传统。这不仅仅表明党和国家对文化与文艺的领导权，也是形成国家文艺话语(包括文艺观念和文艺政策)，以及形成或改变某一时期的文艺体制与文艺风气的重要标志。1979年10月，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召开，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发表祝词；1988年，胡启立在第五次全国文代会上代表党中央发表祝词；2001年12月18日，江泽民在第七次全国文代会、第六次全国作代会上发表讲话；2006年11月10日胡锦涛出席第八次全国文代会、第七次全国作代会并作讲话；2011年11月22日，胡锦涛出席第九次全国文代会、第八次全国作代会并作讲话；2016年11月30日，习近平出席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并发表重要讲话。这些都是参与构建国家文艺话语并深刻影响中国文艺事业发展的重要话语资源。 除了文代会、作代会上领导人的祝词和讲话，另一个重要的话语资源是党的领导人主持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文艺座谈会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文艺工作做出重要表态和重要指示的一种形式，其影响往往是比较长期的，或者是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几次重要的座谈会对文艺产生了重大影响。第一次是1942年毛泽东主持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虽然此时新中国还未成立，但这次座谈会对新中国文艺政策的制定和国家文艺话语的形成最为重要。第一次文代会就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为准绳制定文艺政策和方向，会上产生的几个报告都反复强调要以讲话中的理论和思想作为新中国文艺的指导方针，基本确定了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作为新中国文艺的基本政策与国家话语。这个政策与话语一直延续到第四次全国文代会，才由邓小平的“祝词”改写。《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至今仍在对新中国文艺发挥着影响。第二次是1961年6月19日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在会上做了讲话，内容包括“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问题”“阶级斗争与统一战线问题”“为谁服务的问题”“文艺规律问题”“遗产与创造问题”“领导问题”“话剧问题”，但主要精神是纠正当时文艺界不讲艺术民主，对别人的话动不动就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的风气。周恩来的讲话直接促使中共中央宣传部出台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即“文艺八条”)，这对进一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努力提高创作质量、批判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和吸收外国文化、正确开展文艺批评，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第三次是1966年2月，江青与林彪联手在上海举行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形成了臭名昭著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次座谈会全面否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艺事业，以推翻“文艺黑线专政”论来实现其政治阴谋，背离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和党的正确的文艺路线，对新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起了极大的破坏和阻碍作用，其所形成的文化话语曾经统治“文革”时期的文艺领域达十年之久，影响极其恶劣，使新中国文艺发展受到挫败、走了弯路。第四次是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作重要讲话。这次讲话被视为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指导文艺发展的纲领性文献。该讲话着重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这些意见给文艺界带来了一股清朗之风和正义之气，文艺界面貌为之一变。这次讲话产生的政策文本是2015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分为6部分25条。习近平这次讲话与他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一起，构成了习近平对文艺工作重要论述的核心内容，开启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工作领导的新观念、新方式、新征程，将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 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文艺界的全国代表会议并讲话，主持召开文艺座谈会并讲话，以及这些讲话所形成的由中央出台的政策文本，构成新中国文艺的国家话语的重要资源。通过它们，可以了解中国共产党对文艺的领导方式和政策演变，把握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工作的理论和观念。这就是最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国家文艺话语。 国家文艺话语的政策来源与领导人的讲话关系密切，但其理论来源却是多重的，除领导人讲话外，还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和苏俄文艺理论话语，以及中外文艺理论中适合时代需要和理论需要的部分，如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两结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双百”方针，人民性，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形象思维，“诗言志”与重“比兴”，等等。这些理论话语是构成某一时期文艺发展的核心话语，带有指导性质，影响并主导着文艺的发展道路。 在新中国，文艺评论也是构成国家文艺话语的重要部分。某种文艺运动或文艺批判的开展以及某种文学思潮的兴起，往往是以一到两篇文艺评论打头的。比如，1954年山东大学主办的《文史哲》杂志第9期发表了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文艺报》作了转载，但并未明确表示支持，这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10月16日，毛泽东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肯定了两个“小人物”敢于向权威挑战。10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李希凡、蓝翎的另一篇文章《走什么样的路？再评俞平伯先生关于〈红楼梦〉研究的错误观点》，由此发动了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及冯雪峰等人的批判。对《红楼梦》研究的讨论与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后来以阶级斗争、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话语去评论文学、特别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模本，对文艺和文学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巴人的《论人情》和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发表于1957年上半年，肯定人性“是人跟人之间共同相通的东西”①，提出文艺要以人为中心，人道主义原则应该成为评价作家作品的基本标准，这样“我们就不会怀疑人道主义精神在文学领域内的崇高地位了”②。虽然这些言论后来遭到了批判，但相关论争推动了文艺界的思考，代表了当时尊重文艺规律、使人物描写与塑造发生改变的突破性思潮，它们在塑造国家文艺话语中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 进入新时期，韩少功于1985年发表了一篇关于“文学寻根”的纲领性文章《文学的“根”》，明确阐述了文学寻根的立场，认为文学的根应该深扎在民族文化的土壤上，“应该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谜”③。同时还有作家郑义、李杭育、郑万隆、阿城等人的文章助阵，掀起了新时期“寻根文学”的浪潮。寻根文学所创造的文化话语虽然始自民间，但它与国家改革开放的主流意志以及政治、经济的发展路向是相同的，因此能够影响并进入国家文艺话语，对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起到重要的助力作用。总之，通过论争以及重要文艺报刊的传播，文艺评论的功能被放大，成为国家文艺话语的重要资源和助推力量，有时候甚至被赋予超越政策的功能，成为一时的政治风向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