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90X(2002)01-109-05 中国知识的现代构成决定了中西比较之于人文学科的背景性和母题性：实际上，在当代学术语境中，有效的知识言述总是在现代西学和本土传统之间展开。这样，所谓“比较”就有了两重含义：其一，是作为专门学科的“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y)，它是一些直接以“比较”命名的专门学科的题域，比如“中西比较诗学”；其二，是涵蕴较为广阔的，几乎涵盖所有人文学科的所谓“比较的思虑”，它是整个现代中国的学术思想展开之得以可能的思想意识背景。在中西之间思考是现代思想的平台。在此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中西比较构成了当代中国学术思想的基本语境。就学统而言，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应是说思想言述的学理根据变了，西学不只参与了中国知识的现代性构成，而且成了中国现代思想的主导性支撑。由于如此，中国现代思想的地基就不是“或中或西”，而是在“中西之间”，无论何种发有所据的创设性言说都总是在中西之间比较、甄辨和取舍。问题是：究竟在中西之间该怎样取舍几乎是未经反省的，这种未经反省的状态从各种“以西释中”／“以中释西”的思想样式一直贯彻到某些以“比较研究”命名的学科。问题更在于：所谓“比较的反省”一经展开竟会呈现出一系列悖谬，以致使人怀疑所谓“比较”是否真的可能。 张志扬先生说过，“在中西两大壁垒的夹缝里寻找现实的立足点，即个人的真实性及其限度，乃是一个几近生存悖论式的难题”（注：《门·一个不得其门而入者的记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封面勒口语。）。本文不敢说是在寻找“个人的真实性”，只是以余虹的《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为例，力图展示所谓“中西比较”在内在理据上的悖谬。 同一性预设中的“比较的悖谬” 20世纪对中国传统知识的研究（含比较研究），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对中与西不同知识体系的同一性假设。研究中国的××理论史、××学史或比较中西的××学，已经前提性地断言中国古代存在着作为学科的××学或××理论，因而无论对中国传统的思想史料作何处理，都已经预设了中国传统知识与现代西学的同一性。以“中西比较诗学”为例： “中西比较诗学”的准确意指或确切表达是“中国诗学与西方诗学的比较研究”，因此，当这一称谓用于“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诗学的比较研究”时，它便暗中断定中国古代“文论”是一种诗学样式了。（注：余虹：《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页。） 流行的推论是“文论”即“文学理论”的简称，“中国古代文论”即“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简称，由于“文学理论”即“诗学”，因此，中国古代“文论”即中国古代“诗学”。（注：余虹：《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页。） 但是，“文论”并不就是“诗学”。余虹指出：“在现代汉语语境中，‘文学理论’和‘诗学’这两大表达方式的书写样式和读音样式虽系汉语，但它们的概念语义则是经由对'theory of literature'和'poetics'的翻译解说而从西方译人的，它指述一套西方的思想系统和话语系统。”（注：余虹：《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页。）事实是：“前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诗学’都是自成一体的文化样式，它们的差别是结构系统上的，无法通约。”（同上）具体地说，中国古代的广义“文论”是《文心雕龙》式的“弥纶群言”，西方的“诗学”则是亚里士多德式的“专论诗艺”，即专论一部分被名之为诗性的文本言述。现代汉语中的“文学理论”一语是完全对应于狭义的"theory of literature"的。这样，就“文学理论”而言，它既不同于中国古代广义的文论（“弥纶群言”），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狭义的文论（即基于“文笔之辩”的文韵文藻之论或基于诗文之分的散文论）。就“诗学”而言，它不同于中国古代的“诗论”。后者只是作为“群言”之一的“文类论”，只论及狭义的诗体，前者则论及最一般的“诗性”言述，在体裁上可包括狭义的诗歌、戏剧、小说等文体。“文学理论”如是，“诗学”如是，“美学”、“阐释学”、“符号论”、“解构主义”乃至“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表现论”、“再现论”、“文本理论”、“接受理论”等等都是这样。上述这些以汉译西学语词命名的学科和理论思潮是指称在西学历史状态中的某些学科与思想流派，它有其独特的文化背景、经验内涵和知识质态，不能用来指称与之根本异质的中国传统知识。 问题在于，20世纪的中国传统思想的研究几乎大面积的都是这种研究。在西学参照下的研究变成了以西学为参照标准的研究。以现代西学中的某学某说为思想标准和知识标准，前提性地对中国传统思想史材料作了选择、引申、阐释等“结构性整容”，而后纵横捭阖，大加铺扬，写成“中国××学”、“中国××理论史”或“中西××学的比较研究”。这样阐释出来的意义“总是现代西学的意义”。我们据之为出发点的“××学”在绕一大圈之后仍然是作为原点的“××学”，“中国的××学研究”只是实现了西方的“××学”视角对中国传统的理解和穿越，“××学”自身并没有增加什么。我们很容易看到：(1)这样的研究于西学的知识题域只增加了例证而不增加新知；(2)它掩盖或抹煞了中西之间两种文化体系的结构性差异；(3)它独断性地假定了作为历史形态的某些西方的“理论”(theory)和“学”(-logy)的知识样式为超历史超文化传统的普遍性知识样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