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和图像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基本的两种表意符号。但是，它们的意指功能却存在重大差异。例如，很多影视受众可能有着这样的观看经验：当电影机或电视机的影像系统发生故障时，屏幕一片漆黑或雪花闪烁，只有声音传播清晰依旧，受众仍然可以听出叙说的大概；反之，如果是它的声响系统发生故障，只有画面仍在照常播放，接受效果则会大大逊于前者。进一步说，如果正在播放的视像不是“叙事”而是“说理”，在声响系统发生故障时，那就更是不知所云了；而“倾听”没有视像的“说理”却无大碍。这一视听经验告诉我们：语言作为声音符号具有实指性，图像则是虚指性符号；“实指”和“虚指”的不同，决定了当它们共享同一个文本时，语言符号具有主导性质，图像符号只是它的“辅号”。 这一视听经验也可以用来佐证中国传统诗画的不同，即钱钟书所发现并激情诘问过的诗歌崇“实”和绘画尚“虚”的问题。钱氏认为，二者崇尚不同的艺术风格是中国文艺史上的事实，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①。在我们看来，如果将中国诗的“语言”和中国画的“图像”看做符号，即从符号学的角度探讨这一问题，就可以对“钱氏之问”做出这样的解释：由于语言是实指符号，所以，诗歌的写实风格备受中国诗学的青睐；由于图像是虚指符号，所以，绘画的写虚(写意)风格备受中国画学的推崇——盖因它们发挥了自身之优长，从而在各自领域获得了话语优先权。反之，诗歌艺术追求写意、绘画艺术追求写实，也就意味着它们使用了自身的短处，所以不能达到最理想的效果。事实上，不仅仅中国诗和中国画，在整个文艺理论层面，语言艺术和图像艺术，乃至整个语言作品和图像作品，都有这样的不同。因此，在文学和图像的关系日益紧密和复杂的今天，在“世界被把握为图像”的“世界图像时代”②，对于语图符号的不同意指功能展开讨论是必要的。 一 任意性和相似性 语言和图像的不同意指功能首先取决于它们有着不同的生成机制：语言符号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约定俗成的，图像符号遵循则是“相似性”原则③。能指和所指的“任意性”联系为语言提供了充分自由，从而使精准地意指成为可能；“相似性”原则意味着图像必须以原型为参照，并被严格限定在视觉的维度，从而先验地决定了它的隐喻本质，符号的虚指性也就由此而生。 能指和所指联系的“任意性”是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核心部分。他告诉我们，语言符号的意指功能并非人为锻造，而是自然而然即与人的生命活动同步，属于人的自然生成，语言的起源和进化也就是人类的起源和进化④。这是因为“言说是我们的本性。……人是靠本性而拥有语言”⑤。“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⑥这似乎是一个无须论证的道理。正是这种源自“人之所以为人”的任意性，使语言意指世界成为自由的生命活动，从而为精准的意指提供了先决条件；换个角度说，如果语言不能精准的意指世界，那么，也就不可能有其它什么符号能够助人达成这一目标。 但是，索绪尔的理论并非天衣无缝、无懈可击，这就是他的“唯语音主义”立场。从这一立场出发，索绪尔将语音，实则是“口语”作为语言的本体存在和语言学的唯一对象，漠视“书面语”在语言历史和语言活动中的重要性。事实是，自从文字出现以来，书面语的重要程度远远超过口语对社会历史的影响。书面语使人的言说得以延时和位移，使思想文化的传承和超时空的“对话”成为可能，语言由此才成为完全意义上的“人的语言”，所谓“口说无凭、立字为据”就是二者孰轻孰重的明证。“语言成为文字的过程就是语言成为语言的过程。”⑦就这一意义而言，文字和书面语的出现是人类语言史上的“哥白尼革命”。但是，索绪尔却坚持认为“语言有一种不依赖于文字的口耳相传的传统”，它可以“离开文字而独立”，文字与语言的“内部系统无关”，仅仅是“表现语言的手段”。在他看来，文字之所以享有凌驾于口语的“威望”和“专横”，不过是“书写的词”对“口说的词”的“篡夺”，只是某些表面原因才造成了人们的这种误解，就像将一个人的“照片”误认为是他的“面貌”⑧。就是从这种“唯语音主义”立场出发，索绪尔认定了能指和所指联系的任意性：例如“‘姊妹’的观念在法语里同用来做它的能指的s-
-r(s
ur)这串声音没有任何内在的关系；它也可以用任何别的声音来表示”⑨。 如果说唯语音主义对于“表音体系”来说似乎言之成理，那么，对于以汉语为代表的“表意体系”来说却有很大不同⑩。道理很简单，中国古人的日常口语和我们现在所能读到的“之乎者也”不可能是一码事，我们无法想象古代士人的口语表达和他们流传下来的精彩华章完全一致；中国古代的市井说书和它的话本、戏曲舞台表演和它的剧本等，也有显而易见的区别。现实语言生活也是如此，例如，我们可以很容易发现，一个言说者是否“照本宣科”，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的言说效果；再如，一个言说者谈论某一话题，“面谈”还是“留言”，其中的差别不言而喻；另外，我们还可以从日记和书信等民间文体中发现，“私语言说”中的“在场”和“不在场”有着重大区别(11)。诸如此类，足见文字以及由它所编织的书面语并非仅是口语的等值表现，并非如索绪尔所认为的那样无足轻重；特别是在表意体系中，它们之间的区别十分明显和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