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学派 宏观的沉思 在论述了古今、本外、雅俗、科文、他自、刚柔这六大矛盾的对立统一生态平衡之后，我们可以进而探讨历史发展的平衡与不平衡的总规律了。马克思曾创造性地提出并初步考察了历史发展中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不平衡的问题，列宁也曾经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论证过社会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不幸的是，斯大林等人把阶级斗争和斗争哲学绝对化和庸俗化了，相应地把不平衡、不断革命也绝对化和偶像化了，在国际性极左思潮中，布哈林的经济平衡和社会平衡学说，杨献珍的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对立统一的理论，都遭到了灭顶之灾。左倾幼稚病患者实际上曲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平衡理论，忘记了平衡与不平衡相反相成，互相转化的原理，更忘记了斗争和打破旧的平衡只是手段，和谐和建立新的平衡而有益于人民才是目的。现代哈肯学派协同学和皮亚杰日内瓦学派发生认识论共同论证了平衡不仅是运动的状态和形式，而且还是运动的机制：系统从无序到有序的调节。这是积极的合乎发展规律的平衡，它是事物赖以存在的基础和运动发展的根本条件。从动植物群落的生态平衡到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积极平衡乃是人类幸福的保证和共同奋斗的目标。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顺便地而不是专门地、简略地而不是详尽地探讨了物质生产和艺术生产某些时代发展不平衡的关系，以希腊艺术和莎士比亚为例，阐明艺术和社会特定阶段的内在联系以及艺术自身的某些特性，既承认“必然的发展”，也承认“偶然”（自由及其他），既赞成“自然规定性，主观的和客观的，部族，人种等等”是当然的“出发点”，又强调艺术本身具有“不朽的魅力”，“人类社会童年”最美好的艺术可以作为人类社会成年时代的“标准和不可企及的规范”，因为它表现了人类童年“真实的本质”和“天性”。顺着马克思的思路，我们理应在承认艺术时代性局限、阶级性烙印的同时，追求艺术的永恒性和全人类性，在艺术生产和物质生产的关系中总结其共性和各自的特性，在不平衡的现象中探寻原因并努力促进其在未来走向平衡。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致约·布洛赫》等论著中提出了“历史合力论”和精神发展与社会发展双曲线中轴“大体平行论”，更进一步论证了精神与物质、精神史与社会史的平衡又不平衡的辩证法。循此方向前进，我们可更以更科学地和更艺术地把握这一重大而困难的课题。 平衡与不平衡的对立统一，在物质与精神、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方式与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与艺术方式之间，在上层建筑内部、文化和文艺内部、流派和学派内部都普遍存在。在不同的民族、地区、文化部类、文化样式之间，也普遍存在。有时以平衡为主，有时以不平衡为主。 以文艺与经济的关系为例，希腊伯里克利斯时代和中国盛唐时代，二者同步大繁荣是最平衡最和谐的例子，文艺复兴时代和春秋战国时代文艺或学术很繁荣而经济不大繁荣，是比较平衡的例子，两宋前期、乾嘉盛世和大多数王朝走上坡路时期，经济和文艺都由复苏走向稳定和繁荣，也是比较平衡的，欧美近两个世纪经济和文艺都在动荡中走向繁荣，也是比较平衡的，魏晋南北朝、安史乱后的中唐和元代，经济萧条甚至有所倒退而文艺相当解放、有所创新，是比较不平衡的例子，19世纪上半叶的德国和下半叶的俄国，经济都比较落后，而文艺在欧洲却后来居上，超过经济先进的英法等国，也是比较不平衡的例子。现当代最不平衡的例子有三：香港经济起飞时期文化文艺寂寞，被讥讽和夸大为“文化沙漠”；中东某些石油输出国人均收入很富裕，但文化落伍贫乏；中国大陆大跃进民歌和样板戏盛极一时，当时经济不繁荣乃至面临崩溃。此外，同是移民国家的美国和加拿大，都是发达的工业国，但美国文艺繁荣在世界文坛举足轻重，加拿大却显得平平，也构成了对比鲜明的不平衡。 透过现象看本质，虽然文艺的进步和繁荣不能和经济的进步与繁荣划等号，也不能证明二者中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是，经济提供的物质基础总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再经过政治、哲学、宗教、科学、教育和其它艺术的中介作用，经济的第一性决定作用仍然是最根本的语境；政治清明不一定立刻带来文学丰收，文景贞观之治便是证明；社会黑暗动荡时期如建安文学、中唐文学、五四时期文学都颇为繁荣，其主要原因是思想比较解放，政治控制力薄弱，人才储备集中、文学积累深厚，积极迎接精神压力，敢于正视社会苦难的合力作用；军事强大，外交胜利也不一定能保证文艺发达，秦始皇、隋炀帝、成吉思汗和俾士麦、希特勒的统治可以证明；但是一定程度的文教发达和相应的人才开发，却是文艺发达的先决条件之一，两宋的官方教育、书院教育、出版事业、科举制度之发达，既超过前代，也独步全球，这是宋诗、宋词和散文、话本、南戏全面丰收、学术上又出现仅次于春秋战国和五四运动的百家争鸣的重要原因。对于文艺繁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思想解放、精神自由、创造力活跃，它和文艺政策的开明宽容有直接关系，盛唐之音和古希腊文艺的全面繁荣和唐太宗、玄宗的开明统治、崇文爱艺、兴学储才及奴隶主民主制的一系列奖励文艺的措施分不开。社会转折、文化转型、阶级与民族斗争剧烈、精神刺激强烈的时期，也往往是思想解放的大好时机，如果经济、政治、军事、外交能保证起码的生存空间，而已往与当时的文教事业又能提供足够的文化基础和人才资源、写作和出版的可能，则往往带来文化繁荣，春秋战国、魏晋六朝、五四时期、抗战时期和文艺复兴、19世纪、反法西斯战争时期都是例证。这是仅次于盛世型文艺繁荣的乱世型文艺繁荣。在盛世乱世之间的是治世和衰世，相应的是文艺走向繁荣或走向枯萎，大多数王朝和现代政权的兴亡史都可以划分为初盛中晚或春夏秋冬、晨午昏夜四个阶段，就像人生的幼年青年壮年暮年一样带有必然的规律性，却并非无视主体能动性的宿命性。改朝换代不一定是革命的质变，却至少是准备质变的量变。走向繁荣的文化如遇恶性合力也可能中断而停滞，明中叶以后的市民文艺即随着明末清初社会转型的流产（未能如同期文艺复兴时代欧洲向资本主义过渡）而流产了。走向枯萎的文艺如遇恶性合力，如美洲印第安文明、澳洲上著塔斯曼尼亚文明之受殖民者的屠杀同化，便造成大部失传或全部毁灭的惨剧。如遇良性合力，如晚清以来中国传统文艺，即与整个中华文明、中华民族一道，在铁血洗礼中新生，在凤凰涅盘中复活而重振雄风，迎接新的乱世型繁荣和盛世型繁荣；而目前正处于治世型走向繁荣的阶段。下世纪中国文艺和文化将迎来盛唐式的盛世型繁荣！我们的使命是促它早日光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