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21)03-0045-08 2014年年末，张江先生的《强制阐释论》发表，之后引起学界热烈的反响与强烈的震动。①作者本人则以此为契机，围绕着在《强制阐释论》一文中提出的主要问题，开始了自己的阐释学研究，进而提出了建立中国当代阐释学的目标。前不久，《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又发表了他的《再论强制阐释》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以他近几年的阐释学研究为基础，对强制阐释问题作出了新的思考。从《强制阐释论》到《再论强制阐释》，相隔六年时光，其间中国当代人文学术发生的深刻变化，相信许多学术中人都会有深切体会。而张江“强制阐释论”的提出以及他本人对这一问题的持续思考，不仅是随着这种变化展开的，而且是生成与推动这一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十分值得关注。 把《强制阐释论》与《再论强制阐释》进行比较，可以见出后者对前者的超越：在理论视野上，《强制阐释论》着眼于对20世纪以来，特别是后现代主义理论产生之后深受其影响的西方文艺理论的反思与批判，而《再论强调阐释》则把强制阐释视作一种人文社会科学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加以审视；在研究方法上，《再论强制阐释》一文不仅沿用了《强制阐释论》采用的文本细读与逻辑思辨相结合的方法，透露出作者学术文章一贯具有的理论锋芒，而且借助于“期望”与“动机”这两个心理学概念，深入分析了“阐释期望”与“阐释动机”的差异，探讨了强制阐释与人的“自证”本性之间的关系，使《强制阐释论》一文中提出的“前在立场与模式”“主观预设”等概念获得了更坚实的支撑，显示出跨学科研究的视野；在研究立场上，如果说《强制阐释论》还比较突出所批判的理论的“西方”身份的话，那么，《再论强制阐释》一文立论的前提与落脚点，已经淡化了由东西方的对立所构成的身份意识，指出“强制阐释”的普遍性不仅表现在西方学术研究中，而且也表现在中国当代学术研究中。上述变化，均建立在作者六年来对于许多阐释学关键问题的深入思考之上。 《再论强制阐释》的发表，同时也表明了张江对他在《强制阐释论》中提出的问题始终难以释怀。顺着这条线索，可以发现强制阐释产生的原因、发生的影响以及怎样使当代阐释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走出强制阐释的误区，一直都是张江阐释学研究最为核心的“问题意识”。本文将围绕“强制阐释论”这一理论命题，对张江六年来的阐释学研究历程做一个整体性的回顾，展现其一直坚持的基本立场，总结其理论上的突破，揭示“强制阐释论”这一理论命题背后的学术关怀。 一、基本立场 我们发现，虽然六年来张江的阐释学研究不断深入，也不断进行各种调整，但其基本理论立场却鲜有动摇。这些立场包括： (一)理论首先应当来源于实践 脱离文学实践，是张江在对当代西方文论进行反思时所下的一个整体性判断。在发表于《强制阐释论》之前的《当代西方文论若干问题辨识》一文中，作者对西方文论理论缺陷的总结，第一条即为“脱离文学实践”，认为“当代西方文论中诸多影响重大的学说与学派”之所以不具备科学性，就是因为其“发生的起点往往不是鲜活的实践，而是抽象的理论”[1]。在《强制阐释论》中，他给强制阐释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指征，以前在立场和模式，对文本和文学作符合论者意图和结论的阐释。”这个定义所揭示的“强制阐释”这一概念的内涵，其实都与脱离文学实践相关。而此文在总结强制阐释的特征时，“混乱的认识路径”指的就是“理论构建和批评不是从实践出发，从文本的具体分析出发，而是从理论出发，从主观结论出发，颠倒了认识和实践的关系”[2]。 理论首先应当来源于实践这一阐释学立场，在《理论中心论》这篇文章中得到了更为集中的表达。此文把“文艺理论不是从文艺经验和实践出发，而是从概念和范畴出发；概念生成概念，范畴生成范畴；理论是唯一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理论成为研究和阐释的中心”作为西方文论发展进入以理论为中心的历史阶段的重要标志，并把其产生的原因一直追溯到西方近代哲学传统中的唯理论路线。[3]在梳理中国自身的阐释学传统时，张江认为中国古代哲学所讲的“理”概念，与西方以思辨与逻辑为基础的“理性”概念大异其趣，它是“实践理性之理”，是“实践智慧的直观表达”，不脱离人的感性、本能、直觉，在表达上则与比喻、借喻、隐喻等诗性思维交织密集，并认为“了然东西方理与理性的传统及深刻差别，是构建中国当代阐释学的前提与起点”[4]。对上述东西方两个概念在对待理论与实践关系上的差异的敏锐感觉，表明这一问题始终萦绕在论者心头。正因为如此，当再回到强制阐释问题上的时候，《再论强制阐释》一文在结论部分对强制阐释作出了这样的总结：“强制阐释无论怎样盛行，其本体论的空洞，即沦陷于形而上的空洞思辨；其方法论的谬误，即放弃对现象本身的关注；其逻辑上的混乱，即因颠覆正当认知规则而自相矛盾和自我否定，在阐释实践中屡屡碰壁。”[5] (二)阐释对象的确定性 正是基于理论应当源于实践这一认识论前提，“强制阐释论”坚持阐释活动应该有一个确定的对象。对于以语言构成的文本的阐释而言，这一确定的对象便是文本作者的意图以及客观存在的文本。文本的意义对不同的阐释者是开放的，但并非无限。由于当代西方阐释学的一个主要立场便是否定作者意图对于阐释活动的价值，否定文本有确定的意义，因此“强制阐释论”这一建立在古典阐释学基础上的立场，很容易被人视为保守与落后。但张江似乎并不介意被贴上这样的标签，不仅不断重申这一立场，而且不断从各个角度对它进行论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