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理论作为本雅明全部思想资源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已经得到较为深入的探讨。不过总体上说，这些讨论主要还是在翻译学、语言学或哲学等学术层面展开的。在艺术学领域，与他的其他理论相比，本雅明的翻译理论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但事实上，在以《翻译者的任务》为代表的若干文本中，本雅明对翻译问题的讨论不仅仍以他所关注的文学艺术为基础，而且还隐含了关于语言转换与经典传播的一系列真知灼见。它的重要程度在艺术学领域理应得到重估。为此，本文立足于现代性进程和全球化状况这两个既有所区别又存在关联的现实语境，对其理论中蕴含的现世救赎逻辑，语言的有效转换和经典传播的可能性、重要性等问题进行必要的阐释，期冀为现时代的艺术活动——尤其是文学经典、艺术经典及至文化经典在全球化语境中的传播与传承，提供理论层面的考量依据。 本雅明的翻译理论，并不像其看上去那样是一个很小的议题。本雅明一生颠沛，几乎所有试图融入世俗生活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一句话概括他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就是：灰色的视野中尽是灰色——资本主义的繁华背后是一堆堆无望的废墟。从这一现实语境出发，本雅明对翻译的讨论绝不仅仅是从语言层面来回答异质文化的交流与理解问题。概括来说，本雅明的理论中有两个不能绕过的思想源头，一个是他与生俱来的神秘主义宗教传统，另一个是他深受熏染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如果说前者是形而上的精神原点，那么后者则是他希望努力接近的实践标杆。将这两个源头合二为一，并用一个关键词来理解本雅明全部理论的要义，这个词应该就是“救赎”——从宗教救赎走向审美救赎。探讨本雅明的翻译理论及其关于语言转换与经典传播的微言大义，首先需要由此处展开。 一般而言，我们认为本雅明的翻译理论根植于其对“纯语言”的看法。最先使用“纯语言”这一概念的是荷尔德林。在荷尔德林那里，人类每一种具体语言都是同一基本语言或曰“纯语言”的体现，翻译就是寻找构成这一基本语言的核心成分。不同的语言是从“逻各斯”这个统一体中分裂出的一些飘忽的单元，翻译意味着融合不同单元的元素，意味着部分地回归逻各斯①。对于这一由德语翻译成英语，再由英语转译为汉语的词语，国内翻译理论界的理解也充满争议。有人认为“纯语言”就是一个“抽象晦涩”的纯粹概念；有人分析“纯语言”是“抵制翻译的果核”，是“不可译的东西”②；有人则认为“纯语言”实际上是“本雅明的政治心声”③；当然，也有人借用一种神秘主义的解释，认为纯语言或许就是“普世语言”，是本雅明试图用以重建“通天塔”，协调语言的多元性使人们相互连接、相互补充的语言④。而立足于更深层的思想源头，我们其实可以发现，本雅明不仅用犹太教的神秘主义解读“纯语言”的内涵，而且还将这一宗教领域赋予的意义与内涵转换到现实文化语境中，并将某种革命性的隐喻蕴含其中。 首先，本雅明深受犹太教弥赛亚主义的影响，其语言观势必会打上富有神秘主义色彩的德国传统哲学的印迹。在宗教化的万物有灵论的思想外衣下，本雅明对语言做了这样的读解： 语言的存在不仅仅与所有领域的人类思想表达是共存的，而且与整个大千世界也是共存的。在有生命或者无生命的自然界，没有任何事实或者事物不以某种方式参与着语言，因为任何一种事物在本质上就是传达其思想内容。⑤ 而且，就思想与语言的关系而言，两者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思想存在于语言之中而非通过语言传达自身，这意味着它不是与语言存在外在地同一。只要思想存在能够传达，它就与语言存在是同一的”。这一被本雅明称为“本体的语言”的说法可以在三个层面予以解读：一是上帝的语言。所谓“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即是上帝”，这是最高层次的语言、太初的语言，世界的整体性都浓缩于此，世界万物皆以各种形式体现之。二是自然的语言。即天地万物用以表达自身精神存在的无声的“物”的语言。三是人类的语言。一种靠词语来言说、“为事物命名”的语言⑥。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简单表述为：自然的语言将自己的精神存在传达给人类，人类的语言则通过给予事物以名称来传达自身，并藉此将自己的精神存在传达给上帝。因此，无论自然语言还是人类语言，最终的目的都是无限接近上帝的语言，接近上帝本身。本雅明探讨翻译问题的题中之意就在于，当人类偷食了智慧之果、揭开了启蒙的面纱，那曾经有序的圆融的语言状态被打破，语言随之堕入作为手段的词语的深渊、空洞词语的深渊、空谈的深渊。人类所使用的符号必然带有随意性，语言将难以摆脱被奴役的命运，语言精神也将日趋衰败⑦。翻译，正是本雅明从神秘的宗教主义出发提出的拯救人类堕落的某种法则。在《翻译者的任务》的最后，他非常明白地指出：“在某种程度上，一切伟大的文本都包括字里行间的潜在译文；这对《圣经》著述尤其真实。《圣经》的隔行对照版本是一切翻译的原型或理想”。那些珍贵的语言“传统”呈碎片状地散落和隐藏在文学艺术、文化景观之中，通过“翻译”即可将其显现出来。这就是翻译者的任务——“解放他自身语言中被流放到陌生语言中的纯语言，在对作品的再创造中解放被囚禁在那部作品中的语言”⑧。因此，与传统语言学意义上的“翻译”完全不同，对于本雅明来说，翻译首先是一种宗教仪式，在它的帮助下，我们将有可能寻找到将人类从深渊中拯救出来的文化力量。 其次，如果说在宗教世界中，人类因偷食智慧之果而打破了语言的和谐与原初的意义，那么在现实世界中本雅明则用这一宗教式的隐喻，揭示了西方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现代性”危机。众所周知，18世纪的启蒙运动在西方社会形成的基本观念是，理性与科学将解决人类遭遇的一切难题——伴随科学的不断发展，人类最终可以实现所期盼的一切美好愿景。然而事实却是，西方社会的现代性进程所呈现的不仅仅是文明进步的喜悦，还有无法遏止的悲观甚至恐惧。与这个时代的很多学者一样，本雅明在对这种悲观乃至恐惧感同身受的过程中，也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批判和反思这一危机的重要思想资源。尤其是在《单行道》等一系列以巴黎城市意象为言说对象的论述中，本雅明对西方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异化现象努力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揭示。而在《作为生产者的作家》、《可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等相关重要著作中，他更是以技术为核心概念考察了文学艺术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种种关键性特征。可技术复制的艺术作品由此成为本雅明回应时代危机的至关重要的救赎力量。有趣的是，即使是在他为现代技术在艺术生产中的救赎力量欢呼雀跃时，那种因传统的光晕与膜拜价值消散而带来的不安和留恋之情仍然挥之不去。究其原因，无非在于他思想深处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元素并存的犹太教神秘主义传统。二者结合，他认为，人的“道”(也即理性)是与上帝用以创造世界的“道”相对立的，它的诞生意味着卡巴拉传统意义上的“完整器皿”被打破⑨，人与万物血脉相连的生命纽带将逐渐被斩断，人与自然的分裂甚至对抗从此产生。这一切同时开启了波德莱尔所谓以“过渡、短暂、偶然”为特征的现代性进程⑩。对本雅明而言，理解现代性所造成的碎片化的异化世界并不是最终的目的，因为我们“不是为了得到废墟，而是找到穿越废墟的道路”(11)。就本文的核心议题来说，这意味着本雅明希望在语言翻译与宗教救赎的基础之上，找到现世救赎的文化力量。那些代表文化发展中最杰出成就的伟大艺术作品，不仅因此成为本雅明重点关注的对象，而且借助“翻译”这一特殊的视角得到了更深刻的解读。翻译在此不再只是一种“宗教仪式”，更是一种承载现世救赎希望的文化力量本身。如其所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