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学发展趋势”之类的话题，我历来发怵。因为这话题太大，还有某种抵押自己的判断力的味道。正如我由衷佩服有人敢于预测例如2027年的文学将如何如何一样，我也担心别人背后骂我“蠢货”。就我有限的经验而言，我所亲见或亲闻的有关“发展趋势”的言论，诸如“××年将是××诗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年之后×××诗势将成为当代诗歌的主流”云云，后来大都成了某种酒后茶余的笑谈。由此我惕然而惧，警告自己今后遇到此类话题当退避三舍。 我感到发怵的另一个原因——也许更重要——是不知道该怎样对“文学发展趋势”一语作出恰如其份的反应。这个词组可有两种读法：或是“文学发展趋势”，或是“文学发展趋势”；但无论怎么读，我都无法避免我所意识到的某种内在矛盾。因为“发展趋势”是就整体而言；换句话说，它突出的是各个不同的创作个体和现象间可通约，或可公度的成份，而舍弃彼此具体意向和风格上的差异。可是这样一来，我怕所谈的和文学本身关系就不太大了。因为对文学本身来说，真正有价值的，或更应该被谈论的，恰恰就在于这种差异性，在于不同的创作个体和现象间不可通约、不可公度的成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布罗斯基宣称整体永远“少于一”，而古尔德宁愿放弃在公开场合的演奏：“在录音棚里我的感觉是1∶1，而在音乐厅里却是1∶0。这不公平。”他说。 所谓“二十一世纪文学发展趋势”，就更令我发怵了，它使我强烈地感到时间的期待所造成的压力。这种压力使“二十一世纪”成了某种来自未来的允诺，它通过“发展趋势”允诺我们以我们尚不知晓，也无从知晓的东西。在对这种允诺的渴求中我又一次看到了某种时间神话在起作用，而这个神话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支配了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 谢冕先生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一个有趣（从另一方面说则不那么有趣，甚至可以说残酷）的现象。他诧异于49年以后，一批此前叱咤风云的诗坛骁将（请原谅我用了这么夸张的说法）怎么突然间都变得仿佛不会写诗了，典型的如郭沫若和何其芳。当然这是用反思的眼光看，更令我感兴趣的是其时其人的心态。 我想借此讲述一段文怀沙先生记忆中的轶事。他说到53年上半年，有一次郭老突然约见他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另一位负责人，在寓所里，郭老朗诵他近期写作的四首诗，这些诗后来都收进了他的《新华颂》。写了些什么可想而知：不外是“祖国建设一日千里”、“伟大的时代我唯恐追赶不及”之类。奇怪的是昔日《女神》的作者朗诵得激情澎湃，神采飞扬，并自诩这是他迄时写得最好的四首诗。然后他征询两位忠实听众的意见（文先生当时不想扫主人的兴，只得击掌赞叹“妙哉妙哉”——他说这是他一生说过的不多的违心话之一），之后他点明约见的主旨：原来是想委托他们代为编辑和出版《新华颂》。 这段轶事显然包含着一个问题：郭老当时的激情澎湃、神采飞扬，以及他的自诩，究竟是真诚的流露，还是矫饰的表演？ 对这个问题恐怕很难作出非此即彼的回答，即便郭老仍然在世也不能。不过，如果问题的复杂性并不妨碍其中确有真诚因素的话——我个人倾向于这种因素占主要成份：场合的半私人性质且不论，如若不是出于真诚，他尽可以对那些诗只作工作性质的交待，而不必予以任何自我评价——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追问，这种真诚意味着什么？当他自诩那四首诗是他迄时写得最好的诗时，他使用的是什么尺度？这一尺度和他创作《女神》、《星光》或《论诗三札》时所使用的尺度有什么不同？这种不同又表明了什么？ 人们尽可以用屈服于权力或政治中心话语来轻易地打发掉类似的追问；认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最不是东西的人也尽可以据此重申他们的结论。可是，假如事情真的这么简单，所有的事后聪明也就真的无用武之地了。 近几年我一直试图用一条“正面”的思路来考察类似在郭老身上发生的现象，而这条“正面”的思路却使我发现了一些“负面”的问题。“时间神话”即是其中之一。 我所说的“时间神话”，说白了就是指通过先入为主地注入价值，使时间具有某种神圣性，再反过来使这具有神圣性的时间成为价值本身。这种神话归根结底是近代中国深重的社会／文化危机的产物。如同所有的神话一样，它也有一个发生学的过程。溯其逻辑展开的轨迹可以发现它的胚胎，这就是五四新文化（包括新文学，新诗也一样）运动所体现的新时间观。 传统文化的时间观是循环轮回的。上智如哲人学士所谓的“大道周天”、“无往而不复”，下愚如黎民百姓寄望的投胎转世，概莫能外。但新文化运动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时间观。新文化的时间观源于现代西方（即经过科学、理性改造过的基督时间观），它标定并强调了时间的“前方”维度。换句话说，它把时间理解为一种有着内在目的的线性运动。这种时间同时也意味着一段距离。这段距离在现实中是落后的东方古代文明和先进的西方现代文明之间的距离；在集体无意识中是一个衰败的中央帝国和一个新兴的世界大国之间的距离；在未来学的意义上则是阶段目标与一个更宏大的终极目标——实现世界大同（它后来被重新命名为共产主义）——之间的距离。 “进化论”在新旧时间观的转换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它不仅是摧毁传统文化时间观的利器，也是新时间观形成的内在依据。正如它允诺一个日益衰败的民族及其文化以重新崛起的可能一样，它也允诺新时间观将成为实现这种可能性的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