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般来讲，创作方法就是艺术地认识和表现生活的原则。它首先取决于作家的创作精神与思想态度，因而受到或一时代社会意识尤其是政治、哲学、美学等文化思潮的影响，并由此决定了其创造不同艺术形象的基本法则和具体的表现手法。如现实主义常用白描手法，并且强调细节的精确与人物、环境等形象塑造的典型性。浪漫主义多用想象和夸张；现代主义多用象征、反讽及荒诞等。当然，某一特定的创作方法所具体选择的表现手法并不是绝对固定的，但这种选择的艺术侧重和思想倾向则是相对稳定而客观存在的。因此，创造艺术形象的具体表现手法，是构成创作方法的主体与核心。 由于我国“向来怠慢了绍介欧洲大陆文学的缘故”（鲁迅语），直到1918年4月《新青年》发表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才正式明确地提出“文学方法”的名词与概念，同时指出：“现在国内新起的一班‘文人’，受病最深的所在，只在没有高明的文学方法”；但是“什么叫做‘文学的方法’呢？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在胡适看来似有三类：一是“集收材料的方法”，包括“推广材料的区域”、“注重实地的观察和个人的经验”以及“用周密的理想作观察的补助”等。二是“结构的方法”包括“剪裁”与“布局”。三是“描写的方法”，包括“甲、写人；乙、写境；丙、写事；丁、写情”。显然，这种观点和认识还是非常肤浅和散乱的，但却已经接触到材料、思想与形象塑造的关系诸问题，标志着现代文艺科学创作理论探索的先声。 真正奠定了现代文学创作方法理论思想基础的，是瞿秋白。他在1920年7月出版的《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第一集》的“序言”中说：“文学只是社会的反映，……俄国因为政治上、经济上的变动影响于社会人生，思想就随之而变，萦回推荡，一直到现在，而有他的特殊文学。就是欧美文学以来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写实主义、象征主义之间的变化，又何尝不是如此。”这段论述，不仅是科学地理解与阐述近、现代文艺思潮和创作方法名称、概念及理论思想的肇端，而且对于正确揭示创作方法的产生及发展的根源，都具有一定的意义。瞿秋白在这篇文章中还指出：“不是因为改造社会而创造新文学，而是因为社会使我们不得不创造新文学，……俄国的国情，很有与中国相似的地方，所以还是应当介绍。不过我们决不愿意空标一个写实主义或象征主义、新理想主义来提倡外国文学，只有中国社会所要求我们的文学才介绍。”这很清楚地表明，瞿秋白介绍引进外国文学及其创作方法，是以“适合中国社会要求”和“中国社会一般人都能感受都能懂得”为基本原则，而不同于胡适的主张。后来，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关于文学“为人生”还是“为艺术”的创作主张的分歧；早期话剧中“社会写实剧”、“善构剧”和“国剧运动”的探讨与理论倡导；“新月派”诗人关于“三美”（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和新诗格律化的理论追求；周作人提倡“记述的”、“艺术性”的“叙事”、“抒情”的“美文”，形成了新文学史上独具特色的“言志派”散文理论；郁达夫、茅盾、鲁迅、胡适等对小说创作方法的研究及理论探讨等等；所有这些，都反映了二、三十年代，探索文艺创作科学规律的现代意识已经彻底觉醒并不断强化。怎样使新文学创作更加符合艺术创造的“自律”法则和社会目的性，逐渐成为现代作家的共识。尽管他们的具体主张和思想立场各不相同，变化也很大，但这种艺术追求的热情和理性思考的逻辑力量，恰恰反映了五四科学精神在历史进步及相应的审美时尚制导下，对新文艺创作实践和经验的提升、总结，标志着中国现代作家最初的“实绩”与崇尚，正在孕育、催生着和世界文艺潮流同步的中国现代文艺科学。其中，创作方法问题一直占据着重要或主要的地位。这种创作方法意识及理论观念的逐步成熟，从20年代前夕到30年代初，经历了十余年的进程，成为推动五四文学深入发展的一条艺术命脉。这是由文学的自律性法则所决定的。五四新文学吸收、借鉴外国文学创作方法的现代化进程，明显地表现出接受科学影响所形成的艺术创造活力。其中，首先是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表现比较突出。这一方面来源于西方文艺及文化的科学性基础，更重要的还在于这种科学性基础适应了新文学运动健康发展、不断前进的创作实际。 二 一般被视为现实主义鼻祖的司汤达认为“研究人”必须“从生理现象起步”①，福楼拜也从艺术的角度，呼唤着“方法”上的“物理科学的准确性”②。1858年2月至3月，泰纳在法国著名的《评论报》上撰文指出：巴尔扎克“奉自然科学家的趣味为师傅，以自然科学家的才能为仆役，以自然科学家的身份描拟着现实”③。正是在他们的认识基础上，左拉又吸取、学习了龚古尔兄弟描绘、反映病理学与遗传学的创作特点，形成并确立了自然主义的创作法则，宣布“文学由科学来确定”等等④。总之，关于欧洲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强调“观察”、“实证”，与近、现代科学的关系，是不待论证的。 茅盾从西方输入“自然主义文学”，目的就是为了纠正“问题小说”不重视客观描写与实地观察等“蹈空”现象；指出“事事必先实地观察便是自然主义者共同信仰的主张”。茅盾尤其推重左拉“主张把所观察的照实描写出来”，因为“这种描写法，最大的好处是真实与细致”。茅盾指出，“自然主义是经过近代科学的洗礼的；他的描写法，题材，以及思想，都和近代科学思想有关系”；联系当时文坛现状，茅盾认为，“自然派作家大都研究过进化论和社会问题”，而“有志于新文学的人”“仍不免于浅薄之讥”，是“都因作者未曾学自然派作者先事研究的缘故”。在《小说月报》第13卷第5期的“自然主义的论战”专栏中，茅盾明确要求“凡试创作者应当注意到的，就是需有较高的常识，”而且“往往涉及好几种科学的学说”。可见，从创作方法到作者素养，茅盾都特别重视科学的意义和作用。 瞿世英在《小说的研究》中介绍自然主义，也同样推重“左拉的意见”和“科学的研究法”。他还特别指明“科学精神对于小说至少有三种贡献”：一是增加了创作的“材料”，使“小说家更学了一种新的方法”；二是受“科学的濡浸”，写出人生真实，形成了“近代小说的特别优点”；三是“因为科学发达”，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与人生观，影响了作家作品。陈钧的《小说通义》也指出创作的“观察务真，一如科学之研究声光电化然。虽毫厘微末之间，亦必辨析精确。此种科学的精神，小说家所必备也”。郁达夫则更为具体地强调背景的真实，他说：“自从文艺复兴以后的科学精神，浸入于近代人的心脑以后，小说作家注意于背景的真实现实之点，很明显的在诸作品中可以看出”⑤。傅严在《小说通论》中，则明确指出“心理学进步，使小说描写人物动作之动机，及精神之变化，益加明了”，等等。所有这些，都可以看作是自然主义对文学真实性的强调，在新文学理论建设中普遍地引起了对科学影响与作用的关注及推重；以至在某些五四文学观点中被当成一种“因果律”。如茅盾曾认为“科学的精神重在求真，故文艺亦以求真为唯一目的。科学家的态度重客观的观察，故文学也重客观的描写”；或者如瞿世英说“文学以求真为其任务之一，所以现在的小说家不可无科学常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