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学批评的文化维度是一股从未中断的血脉，即使在新批评甚嚣尘上之时也始终存在。当美国新批评派的理论余绪凝定为一种文学研究的操作方法时，文化批评的维度就更加鲜明了。纽约学派的文化批评自觉地接纳了多方面的影响，提倡运用多种文学分析方法。对于纽约批评家而言，一部文学作品就是一个可以进行各种分析的文化现象。文化是多维的和动态的，既与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民族传统和道德规范、宗教信仰和批评实践相关，也与政治体系和价值准则、知识趣味和艺术传统相关。其中，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社会—历史维度，成为纽约学派文化批评的重要理论来源。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群体，纽约学派的重要支撑就是思想自由和表达自由的坚定信念以及把文学批评置于广大的文化背景之中的理论抉择。纽约学派的文化批评所提供的文学想象和社会存在的结合，是纽约批评家作为一个群体的基石，也正是这一点把他们与同时代的美国新批评派区别开来。① 无论是在政治立场较为一致的1930年代，还是在观点走向分歧的1940年代以及之后的岁月，纽约批评家主要通过《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结成了一个群体。《党派评论》作为约翰·里德俱乐部(The John Reed Clubs)纽约支部的刊物，作为美国共产党参与文学运动的延伸，1934年创刊的最初定位就是要更偏重文化功能，专门发表文学作品和批评文章，提供具体的作品分析和广泛的文化批评，以弥补《新群众》(New Masses)偏重政治功能的不足。这也是1934年约翰·里德俱乐部所拥有的一系列“小刊物”的办刊宗旨，与美国共产党成立这个俱乐部的初衷保持了一致，即通过参与“组织作家，培养日益增长的读者，为这两个基本要素在文化生活中提供联系”，②以便成为连接文学与人生的手段。《党派评论》创刊伊始就是美国左翼文学运动的激进批评的知识分子阵地。 作为一份享有盛誉的左翼知识分子刊物，《党派评论》当然不可能与马克思主义脱开干系。但是，这一刊物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批评，其间的错综复杂尚需仔细考量。在1930年代的激进主义文学主流中，纽约批评家成为富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的典范，保持着一种“独立左翼”的声音，时刻不忘自己的自主性和反抗的天职。为此，《党派评论》经历了1936年的停刊，又在1937年复刊，并且提出了三点重大修正：一是重新评价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二是在文学和批评中采取自主、宽容、活泼的新态度，三是争取现代主义和激进主义之间的联合。③这标志着《党派评论》不再是政治运动的先锋，纽约学派旗帜鲜明地宣告了自己作为文学、文化的先锋派的立场。 《党派评论》与纽约学派在思想倾向上不能够完全画等号，前者的激进色彩更浓，后者的知识分子色彩更浓，尤其是在特里林(Lionel Trilling)这位温和而敏锐的最外围成员的制衡之下。纽约学派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文学批评，在总体上是把马克思主义视作一种批评方法。即便如此，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视野，还是在纽约学派的文学批评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诚如安德森(Perry Anderson)所言，“西方马克思主义典型的研究对象，并不是国家或法律。它注意的焦点是文化”。④在《党派评论》1937年复刊宣言的最后，编者明确提出“我们的编辑重点主要放在文化及其更为广阔的社会影响因素上”，“文化中的马克思主义，我们认为，是首要的一个分析和评价手段；如果最后它胜过了其他体系，也是通过民主论争的媒介达到的。《党派评论》将愿意提供它的版面，成为这样的媒介”。⑤ 尽管纽约批评家也站在美国左翼的政治立场上关心马克思主义的探索，但其首要目的却在于重建激进传统与现代文学传统的和谐关系。这一追求体现了纽约学派综合均衡的理想。特里林把他们自己称为“反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anti-Stalinist Marxist)”。正是出于这种理想，纽约学派认为，文学既要保持现代主义作品的精致大胆，又要融合马克思主义固有的社会分析，二者通过对历史发展方向和目标的积极理解紧紧地结合为一体。无论是现代主义还是激进主义，单独看来都很有价值，但发挥的作用都是不充分的，必须结合起来才能发展一种成熟的美国文学。尽管现代主义文学的审美主义传统在这一过程中已经更好地契合了对历史进程的深入把握，现代主义运动的审美实践本身仍然具有一定的文化价值。纽约学派就是要使这种文化价值也能够服务于新的美国文学的建设。 美国知识界在1930年代普遍设想美国的社会变革必须超越政治变革的范畴，坚持对文化进行新的调整。在这一思潮中，处于鼎盛期的纽约学派文学批评，呈现出鲜明的马克思主义视角。威尔逊(Edmund Wilson)的文学批评深受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影响，对美国文学批评传统的建构以及欧美一些现代主义作家经典地位的确立影响很大。他明显沿袭了圣伯夫(Charles Augustin Sainte-Beuve)和阿诺德的文学批评方法，在综合了传统人文主义批评、传统社会历史批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和弗洛伊德心理批评的基础上，又融入了自己对文学批评的独特见解。以赛亚·伯林认为，威尔逊是20世纪最重要的批评家。韦勒克也谈到，威尔逊是“惟一在欧洲遐迩闻名，同时拥有广泛读者的美国批评家。在美国他是(确切地说，曾经是)一言九鼎的人物：一代文豪，一位首席社会批评家”。⑥威尔逊一直对社会问题感兴趣，1926-1931年曾经担任《新共和》(New Republic)的副主编。《新共和》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最坚强的堡垒进入1930年代，承继了赫伯特·克罗利(Herbert Croly)的影响，强调传统的自由主义观点，即思想和个人应该完全不受束缚。然而，威尔逊却对《新共和》的胆怯和保守日益失望，“不仅不再相信自由主义政治，而且也不再相信美国知识分子会以其独特的方式拒绝表态，拒绝采取行动，拒绝在不依赖于空想的抽象概念和呆板的方程式的条件下直接体验生活”。⑦在他看来，1930年代旷日持久的大萧条永远粉碎了克罗利式的自由主义，即相信资本主义有能力约束自己，相信传统政治和法律促进社会改革的有效性，拒绝国际工人阶级运动。因此，美国知识分子要变得有所作为，就必须抵制自由主义从思想的价值准则逐步退却，皈依一种新的共同文化，为生活带来稳定和意义，于是，威尔逊转向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对一个衰亡的制度所提出的道义上的挑战支持了他自己的激进主义。但是，威尔逊对文风的关心大于对政治学说或策略的关心，鼓励作家把马克思主义和美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
